论《篡改的命》中改命悲剧牺牲品

⊙姚刚［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论《篡改的命》中改命悲剧牺牲品

⊙姚刚［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广西作家东西的长篇新作一经面世即受到评论界的广泛评议，他们或聚焦于汪氏父子的人生境遇，或着力于作品中一连串的“篡改命运”情节，却对作品中的重要女性人物——贺小文，缺乏足够关注。贺小文抱着嫁入汪家继而进城，从而改变命运的初衷，在饱尝城市生活的艰辛后选择沉沦，再一次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她的默许成为造成其子被送予仇人的强大助推力量。她既是社会底层女性生存状况的缩影，也是家庭悲剧、社会悲剧中的牺牲品。

《篡改的命》；贺小文；悲剧；牺牲品

作为广西“三剑客”之一的作家东西，今年推出一部长篇新作《篡改的命》。该作一经面世，随即受到诸多评论家的青睐。他们或是以汪长尺为人物核心，钟情于对作品中四个故事的解读，揭示出当代人行至路之尽头的绝望和无力境遇［1］；或是以汪氏父子近乎重演的“被篡改——抗争——主动篡改”经历为主线，直指群体性的人性异化和精神扭曲现状［2］137；等等。统而论之，上述评论文章的着眼点大体集中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及主要人物上，而对个别能够推动主情节进一步发展、具有枢纽作用的人物有所忽视。这个角色就是汪家儿媳、汪长尺的妻子贺小文。

贺小文固然是整部小说中的次要人物无疑，但这是相对于汪长尺在作品中的地位而言的，倘若将贺小文与汪长尺的对手戏部分抽离出来看，不难发现，贺小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居于主体地位的，甚至在某些环节上还对汪长尺这个人物的发展起到推动催化作用。既然如此，贺小文这个角色也就具有探讨的价值和意义了。

一、初入汪家

当汪长尺高考二战落榜后，他选择进城务工，在瞒着家人在看守所里替人蹲监时，为了求得一点心理平衡，他想象着林家柏女友王燕萍的歌声，“想象她丰满的胸和雪白的腿，想象他们睡在一张床上”［3］59。也就是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间里，贺小文随着刘双菊的妹妹来到汪家。贺小文长得高挑美丽，也十分勤快，一进门便“接过刘双菊肩上的水桶，去水井边挑水”［3］59。如果说汪家是个完全意义上的安于现状的农村家庭，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理应是他们儿媳的理想人选。但汪家不是，他们有着进城的愿望，所以汪槐觉得贺小文文化水平低，没办法和汪长尺在城里生活，又觉得汪长尺有了本事没必要娶农村姑娘——总之一句话，汪槐笃定汪家现在是准城里人，与贺小文门不当户不对。而贺小文来到汪家其实也有着自己的目的，甚至带有赌徒的心态，她对此毫不隐讳，就是要“嫁个像长尺哥这样的，离开农村”［3］61。嫁的人具体是谁倒不非常重要，只要是在城里便就行了，而这，似乎也为贺小文改嫁刘建平埋下了伏笔。

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面，当汪长尺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在憧憬着他的飞黄腾达时，他却在出卖苦力，甚至触犯法律。类似的例子还有贺小文堕胎与汪长尺坠楼同时发生，更巧合的是居然进了同一家医院。毫无疑问，这样的悖论或戏剧性激化了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对于贺小文而言，她通过自己对汪长尺受伤期间无微不至的照顾获得他的认可，也更坚定了要进城的决心。但汪长尺粉饰的成功被拆穿时，汪槐以一句“我都举起双手了，你还吹什么冲锋号”表示自己的绝望和妥协［3］81。或是由于现实，或是考虑到汪长尺的身体尚未痊愈，汪家人最终妥协，选择回到乡下，暂时放弃了进城改变命运的宏大蓝图。

在这一阶段中，作家东西对贺小文的着墨并没有多少，但并不意味着能够不加关注。从她抱着依附于想象中有所成就的汪长尺并借以实现进城愿望的初衷来到汪家开始，到被汪家人接纳，成为汪家“改变命运群体”的一员之后，她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人，才可能成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主力军。不言而喻，这是东西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年轻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呈现和展示，同时，他也试图探讨贺小文这样一类女性如何摆脱困境、改变底层命运的正当的方式方法。之所以言及正当，是因为其中存在诸多不正当甚至与法律相背的行径，譬如张五之妹张惠。

二、怀孕进城

除了围堵警察造成的短时间内的恐慌，汪长尺和贺小文婚后的农村生活过得并不太过艰难，甚至还处处洋溢着农村特有的新人新婚之喜庆。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并不富裕却很温馨的生活环境下，贺小文也渐渐地将进城的念头暂时打消。在汪家人对进城都产生一种倦怠情绪时，兴泽一家与张惠的返乡则像一针强心剂，诱撩着汪氏父子和贺小文进城的心。但意外发生了——贺小文怀孕了。之所以称其为意外，其原因不外乎这个结果并不在汪家人当下改变命运的计划中，或者说，这个孩子的到来甚至为汪家命运的改变徒添诸多阻碍。如果以现代农村的观念来看，新娶的儿媳怀孕无疑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而在汪槐眼中，自己和儿子汪长尺失败也就失败了，倒也可以认命，但唯独不能再让自己的孙子重蹈覆辙——不能让他在农村出生。

对于怀有身孕的贺小文而言，她本身有所顾虑，也似乎认识到了现实的困境所在，她认为汪长尺进城后“一双手喂不饱两张嘴，准确地说应该是三张嘴了”［3］109。可以说，这是贺小文抱有的为数不多的对进城的消极、非狂热态度，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也是当时汪家老少人物中唯一的最为理性的态度。

进城后，汪长尺和贺小文的生活确实十分不易。生计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想象与现实的差距让贺小文一度打起退堂鼓，甚至提出等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再进城的折中办法，提议毫无悬念的被汪长尺否决。其后夫妻二人继续在城市中苦苦挣扎，贺小文在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张惠的教唆下终究没能抵御得住金钱的诱惑，走上沉沦的道路，甚至能够将嫖客纳入自己与丈夫汪长尺的谈话内容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贺小文最终的蜕变有其自身的原因，是她不能坚守住人格与尊严的底线，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身体。此外，也有正如评论家指出的那样，是这个不合理社会现实所施加于底层人物的迫害，虽说并未凶恶到如同鲁迅笔下的“吃人的社会”，却也能把普通人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

可是要考究造成贺小文这一悲剧命运产生的原因，似乎还应该从汪家这一系统说起。恰如李敬泽所指出的，我们或许也能够从人物内部，或者其自身的表意系统和内在性方面来对此加以诠释”［4］40-41。如同现代社会常常提及的，父母总会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和理想强加于孩子身上——汪槐如此，汪长尺亦是如此。在汪长尺这一代人已宣告完全没有希望进城扎根之后，汪大志这一代人便会成为众之所望，但苦于汪大志尚未出生，怀有身孕的贺小文自然成为系统内的唯一可替代者。如前所述，贺小文从来到汪家之后直到怀有身孕，她内心对于进城这个想法其实也经历了“笃定到延宕”的过程。与其说贺小文怀孕后的进城是契合其初衷的选择，倒不如说是被汪氏父子近乎疯狂的自私心理所挟持，终究在进城后因其贫困难容于社会而被迫做出的屈从选择。

三、送子改嫁

当汪槐与汪长尺父子的命运相继被篡改之后，他们选择了抗争；在抗争无果后，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第三代人身上，汪长尺甚至已经主动打好将儿子送给城里富人的腹稿。尽管汪长尺在油漆工工作上有所发展，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但并不能应对户口与择校费的问题，同时，汪氏父子所追求的进城方式是读大学当干部，这又与现实的务工状况相去甚远。在这双重压力下，汪长尺的“送子”决定完全可以看做是一种在被动强压上升到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后做出的主动性妥协。因为是汪长尺最先提出将汪大志送人的想法，同时他也是最终的操作者和执行者，所以很多评论的焦点都聚集在汪长尺送子前后的故事发展上。但若是仅仅以此为着眼点，或许又有些着力过度。

在汪长尺初次提出送走汪大志后，贺小文反应激烈，甚至翘班看护孩子。但是当汪长尺描述林家柏的家庭状况后，贺小文也似乎动了心，甚至质问汪长尺为什么不在她上夜班的时候悄悄送走汪大志。通过对小说中上述情节的分析，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汪长尺在被贺小文痛骂之后已经打消送走汪大志的想法；也正是因为贺小文在送子问题上的妥协、默认态度，才给予汪长尺送走汪大志的最后决心和勇气。如果说要探究贺小文在小说情节发展上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枢纽环节——因为它，“送子”计划得以落实，汪大志的命运开始改变，同时，这也是贺小文在汪家三代人改变命运的行动中做出的最为关键的作用。

贺小文的最后离去与改嫁似乎也在意料之中。她是汪大志的生身母亲，尽管她的职业游离于道德边界之外，但她所在的家庭与所从事的职业都是以改变汪大志的命运为核心的。而现在，他是她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唯一纽带，他在，她就在，无论如何卑微。他若走了，她对这个世界再无留恋［5］108-224。

改嫁后的贺小文表面上过得好像还不错，也似乎实现了自己当初来到汪家的初衷，进了城，有了一双儿女，屋内还陈设着冰箱、洗衣机，也用上了名牌酱油，但东西在描述她的丈夫——刘建平时似乎又在暗示着什么：刘建平说“谁要给我这么多钱，我都叫他爸”［3］299。无需多言，搁置刘建平是否是一个理想丈夫人选的话题暂且不议，至少，这句话已经能够透露出刘建平在性格上的瑕疵和尊严上的缺失。当然，刘建平一直贯穿小说始终的负面形象，既有其自身因素影响，也不能忽视社会环境的塑造作用。

四、结论

有评论指出，东西在小说中给汪槐汪长尺父子对命运的篡改行动贴上了失败的标签。确实，从整体上看，汪槐夫妻遗失汪大志的全部照片、汪大志对自己命运的主动篡改、汪长尺死后的投胎，以及贺小文的改嫁，其实都是在慢慢抹去汪家的痕迹，这一切篡改命运的努力“注定了只是一个充满悲壮色彩的虚幻仪式，根本无法拯救他的家族和乡村”［6］102。

贺小文原本与汪家无关，她的介入不过是因为她也是一个抱有进城渴望的个体，于是二者为了共同的目标像水流汇聚一样结成一个整体。贺小文首先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村女性，她似乎只有依附于男性才能够摆脱生存困境；张惠与贺小文后来的沉沦似乎又是在对依附男性规则的挣脱，但很明显这是一种失败的、不值得提倡的生存试验，而这些，都是东西在作品中所展示出来的底层女性生存群像。其次，贺小文是汪家改变命运行动中的重要一员，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汪长尺对自己命运的改变与抗争，甚至决定了汪长尺对汪大志命运的篡改，在这一系列被篡改和抗争中，贺小文本人也被汪氏父子的极端偏执所裹挟，成为汪家改变命运这一悲剧性行动的牺牲品。

［1］金理.路的尽头：《篡改的命》中的四个故事［N］.文学报. 2015.12.03.

［2］王春林.社会现实批判与精神超越［J］.长城.2015（06）：137.

［3］东西.篡改的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8：59-299.

［4］李敬泽.致理想读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40-41.

［5］张翎.流年物语［J］.中国作家.2015（08）.108-224.

［6］吴义勤.绝望的反抗［J］.南方文坛.2015（06）：102.

作者：姚刚（1992-），男，安徽全椒人；广西师范大学2015级写作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秘书写作、写作理论。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