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研究的思维困境与当下意义的寻求

⊙彭文鼎［甘肃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兰州 730070；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 730070］

《创业史》研究的思维困境与当下意义的寻求

⊙彭文鼎［甘肃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兰州 730070；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 730070］

《创业史》是柳青的代表作，也是“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在当代文学批评精神的流变过程中，对《创业史》的评价虽然几经起落，但不论是60年代的赞誉、肯定，还是“重写文学史”浪潮中的质疑、否定，或是新世纪以来的重评和辩护，都未能绕开和超越两种思维困境，一是将现实主义文学叙述和真实社会生活混淆不清，将文学等同于现实副本的倾向；二是文学和政治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因此，对《创业史》的重读必须要在超越这两种思维困境的前提下寻求具有确实意义的当下性。

《创业史》 思维困境 当下意义

一、《创业史》研究的思维困境

俄国流亡作家纳博科夫认为：“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①一部小说正如任何艺术品，它的基础或许是对现实的描摹，但它的意义和价值则不能仅仅限于对现实的描摹，而在于精神空间的开拓，精神宫殿的建筑。②现实主义小说也不例外。对于现实主义作品而言，虽然这新的空间和宫殿之开拓和建造需要以取自现实的题材为骨架、素材为砖瓦，但当精神的宫殿落成之日，整体的意义便超越了一砖一瓦的意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虽然以现实为材料建构自己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必须要有超越现实的灵魂。因而对现实主义作品的批评不能把文学作品看作是现实的副本或互文，一味去追求作品与现实的对应或现实意义上的真实，如果不能拉开文本语境与现实语境的距离，就会将文本与现实混淆不清，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无法触及作品真正的灵魂。《创业史》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一经发表便被誉为“农村社会主义史诗”，因为小说所描写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在现实中还未能远去为遥远的历史背景，所以更容易在阅读和批评中产生一种将文本和现实混淆，将文本叙述和现实的发展对应、比较的解读方式，当然这样的解读也会有其合理和有价值的一面，但如果被泛化为所有批评研究的范式或前题那么就会产生困境。《创业史》的批评恰恰就是这样。在农业合作社政策正当其时的时候，农业合作社题材的选择使得《创业史》因之生辉增色，而当“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动员与参与中，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效应。相反，从高级社开始处于不断的衰退。”③作品评价也随之一落百丈，大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意。即便是新世纪以后的论者，也总是困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如王鹏程通过对《创业史》和《狠透铁》的对比阅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创业史》是代表时代的宏大历史话语的话，那么《狠透铁》则是代表无情现实的私人真实话语，其价值不可低估。”④王鹏程的论述，显然是试图要从作品和现实的对应中寻求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但小说的文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对某种政策的正确认识或对现实的正确预言。柳青始终是一个文学家，对他的评价更应该从他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评判而不是通过作品去预言或折射现实的成败评判。韩毓海则在《春风到处说柳青——再读<创业史>》一文中讲述了另一个“宝娃”在农业合作道路上获得成功的故事，得到了这样的一种结论：“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故事，给了柳青的《创业史》另外一种结尾的可能性”。⑤韩毓海对于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寻找是具有新意的批评视角，但依然没有摆脱小说文本和现实文本互文、对应的窠臼。一部作品的题材虽然很重要，但题材的选择往往只是一种载体。过度重视题材就会忽视作品通过题材想要表达的真正的精神内涵。所以要走出对《创业史》的批评困境，开创新的批评境界就必须要抛开对于合作化题材的反复纠缠，要超越小说和现实对应互文的研究视角。

《创业史》之所以能在许多同时代的作品都已淡出读者和批评者的视野和记忆后依然拥有不朽的生命力，在时间的洗礼之后依然堪称经典，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能够沉心静气十四年磨一剑，以自己的才华、心血甚至是生命凝铸了作品不朽的艺术魅力。在对《创业史》的阅读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无疑是那淳朴自然的语言和语言中蕴含的美，这美不仅有景物的美更有那些处于伟大时代的平凡的人所独具的心灵的美，这种美仿若金风吹动麦浪，有一种朴实的芬芳，仿若田埂边草叶上滚动的露珠，有一种晶莹的生动。然而在《创业史》研究中，恰恰对于成就了文本经典性的文学之美，长久地忽视漠视，而对文本所蕴含的政治性不断地阐释、挖掘。而在批评过程中对于《创业史》政治内涵的阐释又往往囿于一种对于政治和文学二元对立的假想。这种假想，应该是肇始于“重写文学史”的浪潮，而当“重写文学史”面临“重返80年代”的反思后，《创业史》的研究者似乎依然未能摆脱这种二元对立的假想。张国俊在《至诚的革命者优秀的文学家》一文中认为：“作为革命者的柳青，他是合格的，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但是作为艺术家的柳青，则是有严重之不足的。”⑥在此类的论述中，政治性和文学性，革命者和艺术家成为了彼此对立两极分化的概念，革命者、政治性所对应的是概念化和虚假化，而艺术家、文学性所对应的则是生动、真实，所以，《创业史》的政治性的存在成为其文学性缺失的依据。然而事实却并非尽然如此。文学和政治结缘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而到了近代尤盛，新文学的发轫是由社会政治变革的大背景大环境所促成，政治与文学宛若亲密的情侣，一度彼此依托。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初衷是要让文学脱离政治的统治，从文学的角度去重写文学史，然而这样的定位并未能消解政治性的存在，而是产生了另一种偏颇和遮蔽。这颇像分手的情侣如果依然恨着对方恰恰是因为尚未忘情，真正彼此释然的情感是可以轻松对话坦然面对的场景。文学与政治，并非跷跷板的两边，抑此即为扬彼，而更像是骨肉的关系，或许有些作品会骨感一些而有些作品会丰满一些，环肥燕瘦，各有不同，但剥离骨肉是不现实的。古往今来，有许多在文学史上灿若星辰、流芳百世的文人同样在政治上也有所抱负有所作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足以说明拥有政治抱负或社会理想并不妨碍一个人成为出色的文学家，对革命的热忱也不会减低作品的艺术水平，甚至有时还会使作品更加添染一种风华和魅力。所以是否具有政治性和革命性往往并不适合作为判断艺术水准高低的标准。曾经一度我们以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阶级性为标尺来评价作品，结果大量优秀的作品作家被遮蔽和否定，而后我们又以远离政治性为标尺，同样失之偏颇。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和文学批评走过的路已经证明，是否具有政治性并不应该成为区分文学作品高下的标尺。能够让作品穿越时光依然打动人心的力量永远是创作的真诚，是创作的真诚所获取的文学艺术的魅力。因此要真正客观的估量《创业史》的价值，需要超越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假想，唯有超越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假想才能走出《创业史》研究的困境。

二、寻求《创业史》研究的当下意义

对于经典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独特解读。如果文学研究不能建立一整套“当下性”的历史逻辑，不能取得研究的“当下意义”，那么就不能获得解释自己的逻辑和存在的合法性。对于文学史上已确立经典地位的作品，其当下意义的寻求往往有颠覆和继承两种路径。颠覆是为了创立新的判断标准、价值体系，而继承则是为了传承既往的精神精华或者弥补当下的精神缺失。在“重写文学史”的时代，对《创业史》“当下意义”的寻求显然是以颠覆为路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的价值体系和甄别标准下所书写的文学史在实现了其在所处时代的“当下意义”的同时也已经成为值得反思和审视的历史。如果在新世纪对《创业史》的研究依然延续80年代的逻辑，那么就会失去研究的当下性。

要确立文学研究的当下性寻求《创业史》研究的当下意义，需要回顾新文学发轫以来文学创作和批评所走过的路。新文学的发轫是处于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之际，因此，启蒙和救亡既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文学的最强音。到了建国初期，延续和发扬解放区文学的传统，传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宏大叙事和英雄主义依然是文学的主流。而在文革之后，知识阶层身心遭遇重创，加之对长期以来文学主流的宏大叙事所产生的审美疲劳，使得文学转向了人生安稳的一面。凡人小事，生活的温情，个人的、情绪的、琐屑的这些曾被忽略的却永远存在的人生的细节逐渐成为文学叙述的主流。之前的激情飞扬和英雄主义为一种略微倦怠和平凡的基调所替代。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一路走来，我们的文学拾起了一些东西，也同样遗失了一些东西。对于如《创业史》一样以书写人生飞扬的一面为基调，以英雄主义为魂魄的作品，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已然走到了对面，所以颠覆不再具有意义。在文学领域，对于某种创作风格或表达方式的肯定与否定往往会存在一种钟摆效应。钟摆效应并不意味着左右不定，而是一种在漫长时光和历史中的调适与自我矫正。宏大叙事和英雄主义曾作为绝对的文学主流压抑和遮蔽了对安稳平凡的人生书写，所以一度遭到了质疑和否定。但当我们审美价值评判的钟摆从一个极点摆动到另一个极点时，我们所需要的是适当的回归。高尚宏大的文学形象从云端落入凡尘，从而更加体贴和靠近普通人的心，但却不能一味沉浸在大众娱乐、商业文学的尘土中，而应当开出亭亭净植的花来。因此，对于当下的《创业史》研究而言，寻求意义的空间已不在于颠覆而在于继承，在于从中寻求当下所缺失的精神内涵。或者说，当下对于传统就如孩子对于父母，从童年的依恋到青年的叛逆，但不能永远叛逆，最终却还是会成熟，不像童年全然的信赖和接受，也不像青年全然的否定和叛离，而是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尊重。因此，我们今天对于《创业史》的研究应该是经过了童年期和青年期以后的成年期，在更深的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去把握研究的当下性，获取研究的当下意义。

《创业史》作为一部十七年经典，和许多同时代的作品一样风格热情、积极、明朗，在对梁生宝创业的叙述中，对于底层人民完整而健全的人格塑造，对于贫乏的物质环境中理想和精神力量光芒的展现，对于民族精神中最为精华部分的赞美使得的作品具有一种激励人心的“形而上质”。英伽登认为“形而上质”是超越了作品基本结构，直接依存于作品结构层次并影响作品结构层次的特质，它通常在复杂而完全不同的情境与事件中显现出来，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氛围弥漫周遭，以它的光渗透万物而使之显现，“形而上质”并不是所有文学作品共有的标志，而只是伟大作品的标志。⑦虽然英伽登对于“形而上质”的定义和描述并不具体，但却依然清晰可感，“形而上质”是作品的灵魂，是火之光焰、珠之光华。“形而上质”既是伟大作品的标志同时也是伟大作品的灵魂。对伟大作品的理解和研究如果只停留在作品的结构、语言不能触及“形而上质”就如同面对一位朋友只了解他的外貌衣着而不了解他的内心。

《创业史》的精神，或者说其作品所蕴含的“形而上质”，深刻地契合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以柳青的理想人物梁生宝为例，梁生宝的形象可谓荟萃了中华传统理想人格的种种特征。梁生宝在他的创业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贫困如同一座大山，自梁生宝的童年就压在他的肩上，而在他的身边更有许多同样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所以梁生宝，就如一位年轻版的愚公，决心要将这贫穷的山移走，不仅仅为了自己更为了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在愚公的故事里有孀妻弱子来帮助愚公，也有智叟来劝阻，梁生宝的移山事业也同样遇到了支持和阻碍。愚公和梁生宝在各自的故事中都取得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成功。梁生宝的精神里同时也有夸父逐日的气魄，向往光明，愿为之牺牲自我。“让全中国的庄稼人都不受可怜”⑧，这个光明温暖的理想对于梁生宝就如太阳对于夸父，虽然梁生宝并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但他愿以自己的毕生之力为之奋斗。梁生宝的精神传承中既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个人的利益和幸福与大众的利益和幸福，现实的苦难和苦难中的超拔，这是中华传统理想人格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命题，也是《创业史》的精神所在。

在建国初期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虽然物质尚且贫乏但人们的内心充满了一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信，也充满了一种像梁生宝一样在新的天地中施展抱负创家立业的热情和愿望。在《创业史》中最为人称道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中有一个这样的细节，梁生宝在买稻种的途中为了省钱，为了将大家凑的钱花到刀刃上，多买一点稻种，他不舍得花钱住旅社，也不舍得花钱吃饭，只在饭馆要了面汤：“尽管饭铺的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钱的面汤，把风干的馍送进肚里去了。他更不因为人家笑他庄稼人带钱的方式，显得匆忙。”⑨梁生宝的坦然和自信是发人深思的，这种自信不仅仅是梁生宝的自信，也是柳青的自信，是底层人民和知识分子共同的不为物质所羁绊的人格自信，从而成就了一个时期文学的自信底蕴。然而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多的是那些如《一地鸡毛》中被生活的琐屑磨去理想光芒的小林，多的是方方笔下对凄凉命运妥协无奈的涂志强，缺失的恰恰是英雄、是理想、是像梁生宝一样的硬汉。张爱玲曾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⑩然而，当文学只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不再注重飞扬的一面时，同样会有遗憾和缺失。因为正是有了飞扬的一面，安稳的人生才不会在平凡中陷入平庸，而是有了一种向上追求和超拔的精神。作为经典之作的《创业史》在不同的时代必然有不同的解读，取得对经典解读的当下性，不仅仅是从当下的视角去阐释，更重要的恰恰是要从经典中去寻求当下文学所缺失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取得了对《创业史》研究确实的当下性。

①②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第45页。

③张海荣：《党农业互助合作的价值关怀与包产到户缘起》，《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④王鹏程：《<创业史>的文学谱系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⑤韩毓海：《春风到处说柳青——再读<创业史>》，《天涯》2007年第3期。

⑥张国俊：《雷电.至诚的革命者？优秀的文学———对柳青及<创业史>的再认识之二》，《唐都学刊》2012年第1期。

⑦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⑧⑨柳青：《柳青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⑩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彭文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甘肃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