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按语

曾 亦



专题二 回到康有为

专题按语

曾 亦

康有为作为晚清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以为不变祖宗之旧法，则不足以引进西人之新法，亦无以保大清、救中国。进而，康有为又认为中国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遂据公羊家“孔子改制”之精神，而推许西方以升平、太平之世，盖欲以济两千年中国治道之穷。因此，康有为对《公羊传》之重新阐释，不仅为其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且于西方观念之引介，以及新思想之勃兴，实为先导人物。勿庸置疑，现代中国的三大主流思潮，无论左翼的共产主义，还是右翼的自由主义，以及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皆多少可溯源于康有为之思想。

“五四”以降，出现了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新儒家。此种新儒家，就其学术而言，于清代三百年来之经学，可谓横空出世，盖其宗旨则在凌越清儒，而径直“接着宋儒讲”，并致力于建立一套迎合西方学术框架的儒家哲学；而就其思想而言，虽于中国之传统观念，尤其于中国之道德与伦理，抱有极大之同情与理解，然终究以会归西方之民主、自由、平等诸普世价值为鹄的。因此，新儒家对传统儒家之理解颇嫌偏狭，不仅在学术上忽视了作为经学的儒学，而且，在思想上亦未曾注意到传统儒学背后的制度基础。因此，对于传统儒学，现代新儒家不过以“抽象态度”继承之，至多稍涉其政治、社会观念而已，至于经学所包含之丰富制度资源，实未甚措意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邓小平实施的改革开放，不仅传统思想的合理内涵得到重新思考，且尤为重要者，近数年来，大陆新儒家开始立足于数千年传统来思考目前的中国道路。质言之，包括港台新儒家在内的现代各派思潮，莫不视传统中国如朽烂之旧宅，故必欲尽皆铲除而后已，以为唯此始能重建新宅也。诚如是，传统中国将不再具有整体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沦为旧宅拆除后的砖瓦木石，其价值亦仅限于建造新宅之材料而已。然而，对于大陆新儒家而言，传统思想更像一座弥足珍贵的千年古宅，唯须从外面运来新的材料，重新加固和修缮，即可焕然一新，此旧邦所以有新命也。传统制度犹如房子的基本框架，无论如何不可动摇，实属最为值得保守之部分，因此，大陆新儒家不只珍视古宅之砖瓦木石的价值，而且更要保守古宅的基本框架，视为支撑中华文明之擎天四柱。晚清以来，传统中国屡受内外各种思潮的冲击，千年古宅遂如年久失修之危楼，其倾危常在一线之间，故儒家当致力于扶危定倾，重新挺立此四柱，使亿兆国人能安宅于此，乐业于此。

虽然，各派思潮莫不致力于现代中国的重新建构，然而，种种努力皆发端于康有为的国家学说，即将中国建构为“万众一心”的现代国家。其后，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致力于建立具有强大组织和动员能力的政党，以实现此根本目标。然而，康有为对现代国家的理解尚有两个方面，即君主制与国教论。如果说“党国”包括了现代国家的两个基本要素，即原子化的自由个体和把个体整合起来的外在强力，即组织力和动员力，那么，君主制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则阐明了凌驾于个体自由意志亦即民意之上的神圣力量，以及把个体组织起来的等级原则。至于国教，则提供个体以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以此制约个体之分散性，且将个体塑造成有道德的私民与服务于国家的公民。可见，君主制和国教论，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现代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必须将解放出来的自由个体重新凝聚起来，而且，这种凝聚不能仅仅借助外在的强力，还必须通过精神的力量和个体的自觉，以克服个体本身的分散性和盲目性。

可见，康有为思想包括了构建现代中国的三个维度，即党国、君主制和国教论。可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包括保守主义，大都只注意到党国之必要性，或者防范党国对个体的凌压，而致力于个体自由之保护，却未能顾及其余两项，即不仅个体应成为精神性的存在，同时国家亦当成为神圣的存在。因此，今天要完成现代中国的构建，必须回到康有为，回到现代中国得以开始的原点，从而更审慎而全面地思考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道路。并且，康有为作为晚清今文学的代表人物，回到康有为又意味着对古老学术传统亦即经学的回归，进而由经学上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并由此重新理解和思考自己文明的特质。唯其如此，中华文明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因此，我等基于此种对康有为及其思想之理解，2014年于江苏太仓举行“回到康有为”的会议，与会者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学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就“儒家与现代中国之建构”等相关议题进行讨论，今将当时部分讨论成果整理发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