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利古拉与堂吉诃德的疯癫比较

田开

在古希腊，迷狂作为疯癫的早期形象，被人们认为是“神力凭附”，这是一种荣幸而不是丑闻。柏拉图认为“诗性的迷狂”乃是诗人的创作灵感源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虽没有如此神圣的地位，但也在世俗之地自由存在着，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之中指出这一时期“疯癫在各个方面都使人迷恋”。这里最常被提起的文学中的疯癫不外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是一种浪漫化的疯癫，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持久的——因为18世纪还在承认它那刚刚被抹掉的形态”，而这种浪漫化疯癫的特征是由塞万提斯确定的。除此之外，还有三种类型的疯癫，分别是：狂妄自大的疯癫，道德领域中正义惩罚的疯癫以及绝望情欲的疯癫。在随后的古典时期疯癫完全被理性禁闭，在社会的边缘沉默独处。福柯认为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所谈到疯癫时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我思故我未疯”，但我惊奇地发现到了现代，非理性哲学的崛起对此构成了一个绝妙的嘲讽。加缪的《卡利古拉》中，作为和传统意义上截然不同的暴君，卡利古拉是一个“我思故我疯”的形象。卡利古拉的疯癫不属于以上四种任何类型，福柯在《疯癫于文明》中并没有对疯癫做出清晰的界定，因为正如德里达指出的一样，言说“沉默的疯癫”这种行为本身就不能成立，用理性来定义疯癫同样也是一种悖论。 历史一直在悖论中前行。疯癫在理性的废墟上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