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小说中的东西方哲学思想分析

杨秀媚

摘 要：《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是毛姆小说中探索人性的多元化、为自由而呐喊的典范之作，毛姆通过两位男主人公的形象表现两种不同的人生信仰，思特里克兰德为艺术与现代文明决绝，拉里最终在印度的吠陀经哲学中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展示了毛姆不同时期的哲学思考。毛姆一方面受西方追求个体自由的哲学的影响寻求彼岸世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深受通过自我修行来达到解脱的东方哲学观的影响，反映了毛姆对东西方哲学的学习感悟，也表现了毛姆精神探索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思特里克兰德；拉里；自由；东方哲学；西方哲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6）07-0094-03

引言

英语中的“自由”（Liberty）一词源自古拉丁语，其含义是“从束缚中解放”，“主要指自主、自立、摆脱强制，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和人格上的独立。”[1]现代文明的发展虽然使人们在物质上获得了优渥的享受，却衍生了一系列文明社会法则，将人性自由束缚在社会化、功利化、实用主义之中，人们陷入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不平衡的精神困境。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感受到了这样的窘境，在其作品中进行了多维度的人性探索，毛姆一生著述颇丰，以《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尤其透露着对人性的思考和为自由的呐喊。其中《月亮与六便士》《刀锋》这两部作品的主旨都导向争取人的社会独立性、张扬主体性，两部作品的男主人公呈现出鲜明的自由意志和自主的精神理念，作品通过表现他们离经叛道、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执着构建以自我精神自由为中心的主体的行为，展示毛姆不同时期的哲学思考，毛姆一方面受西方追求个体自由的哲学的影响寻求彼岸世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深受通过自我修行来达到解脱的东方哲学观的影响，反映了毛姆对东西方哲学的深入感悟，也表现了毛姆精神探索的复杂过程。

一、离经叛道的生活态度

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中毛姆塑造了思特里克兰德和拉里两个离经背道的形象。性格荒谬怪异的思特里克兰德视艺术为心灵自由的终极归宿，以抛弃家庭，漠视伦理道德谴责的激烈方式实现他的心灵自由；拉里谎报年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战友为救他而中弹身亡，触发了他对世间善恶的重新审视，从而放弃爱情、前程，选择了云游四海，探寻人生。“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2]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不按部就班，遵循自己内心的理智行动，他们对饮食衣着不加考究，对居住的环境以简单安适为标准，对与自己同住的住客身份毫不在意，思特里克蘭德与拉里对社交圈的鄙夷反映了毛姆对不和谐的伦理道德与社会观念的深入思考，对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的尊重。弗洛伊德认为，现代人们声称的“文明”实质是人类的本能受到压抑的产物。从这两部作品当中，不难看出毛姆的思想里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烙印。毛姆称自己是不可知论者，认为信仰一个比自己的心胸还要狭隘的上帝是荒唐的，以上帝的名义做不良勾当是魔鬼的把戏，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对人们主体自由的围剿在毛姆眼里就是这样的把戏。因而，那些自身无法张扬人的本性，却企图以“文明”来束缚他人自由的人在毛姆看来都是道貌岸然的，为了保持人的主体性，他甚至偏激地提出“人们彼此之间不必要互相多管闲事”的看法，而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身上都带着这种影子的投射。毛姆试图以自己最犀利的笔锋来探索人性，从人性的突围来反映社会机器的故障，呼吁人的主体性的回归。

二、自我主体构建

“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相互依靠＼头脑塞满了稻草！”[3]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运用象征手法，塑造了“空心人”的形象，以此影射社会人。“空心”寓意人性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极度膨胀之下的扭曲——行为主体性的缺失、情感麻木、认知受到禁锢、精神迷失与沉沦。对此，毛姆自身是感触颇深的，他在传记中写道：“自十五岁以来，我就一直不停地写作，我之所以成为医科学生，是因为我不能堂而皇之地告诉我的监护人，我想做个作家。”[4]没有权利选择自己倾心的职业，自己的意愿在别人的诋毁反对声中偃旗息鼓，这种苦闷始终萦绕在毛姆心头，他将此植入作品之中。在《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中，“空心人”角色层出不穷，生活逐渐被啄蚀，行动逐渐在社会化，情感逐渐被功利化，精神逐渐被蒙昧，毛姆借用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来展现自我存在的危机，将他们置于内心世界与外部社会的对抗之中。毛姆深知突破只有与世俗决裂，从社会价值体系的捆绑之中跳脱出来，才能争取人的主体性与个体固有的自由权，依靠自我的内心挖掘，感知自我的真实存在，构建以自我精神自由为中心的自我人格主体。于是思特里克兰德将艺术实践视为能够拯救自己濒临被文明吞噬的自我存在的途径，选择从此与艺术为伴，“六个月之久每天只靠一顿面包、一瓶牛奶过活。”[5]思特里克兰德最后选择了在塔希提度过晚年，塔希提原始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也更接近他的理想境界。在塔希提，他一边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一边继续创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执着其中。即使病入膏肓，也要焚毁画作，表现了他的高傲。

拉里在作品中被塑造成一个 “另类”的美国青年，他的另类表现在他不像周围的人那样狂热地追求现代文明及其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从不委曲求全，“他的世界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思想和感情组成，此外什么都不存在”[6]49。拉里不走寻常路的触发点，是在战场上目睹了自己喜爱的战友，为了救他而中弹身亡，“死者死去时的样子看上去多么死啊。”[6]51此事刺激拉里一生潜心于宗教与哲学的思考之中，为寻求生存意义而读书，斯宾诺莎、韦伯、黑格尔都是他的精神导师。而在辗转过程中，拉里遇见了考斯第，加深了对神秘主义的了解，亲身体验到宗教信仰的力量。他到印度接受了吠陀奥义的洗礼，领悟到只有消解自己尘俗的欲望、行善道，并将善推己及人才能达到解脱，才是真正的自由，拉里通过此番的灵魂洗礼，使自己的精神达到了平衡与充盈。回归社会后，他帮助治疗格雷，力图拯救索菲·麦唐纳颓靡的精神，以帮助他人的方式获得自我人格的完善。可以说，毛姆在这两个人物身上释放的哲学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毛姆的哲学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三、毛姆的哲学追求

毛姆生活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替时代，尼采一声“上帝死了”撼动了社会的信仰根基，唯意志论的哲学家们纷纷扬起“绝对自由”的旗号，将反宗教、反传统的思潮推向高潮，人们心中构筑成形已久的文化价值体系似乎被颠覆了。与此同时，机械化掀起了大工业的浪潮，机器的生产完全革新了低效的人工劳作，社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物质充盈度，人们欢欣鼓舞地进入了物质大爆炸的时代。于是根据个人财富的拥有情况，社会层级被重新划分。而财富的数值化则令人们完全陷入了无休止的财富竞争游戏之中，在这种竞争中，个体成了社会生产大机器运转的一个齿轮，被财富工具化，为追逐财富而迷失了自我，精神处于匮乏的状态。原本以为信仰上帝便能得救的人们被惊醒，即便虔诚地跪在主的面前，祈祷着让自己的跛足恢复，但第二天醒来，他仍旧得拖着跛足上工干活。而更加不幸的是，祷告和弥撒并没有为他们带来福音，反而听到了战争了噩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之间相互搏杀的结果。战争使社会一度处于萧条之中，上帝的虚幻性昭然若揭，失业、经济危机使人们陷于物质恐慌之中，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让人们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蒙上了虚伪、势利、狡黠的面纱，使得人们不得不陷入了人云亦云的窘境。在繁盛的物质文明下，人们的精神自由被名目繁复却道貌岸然的社会观念和伦理道德所束缚，个体的主体性消无声息地被社会同化。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社会人内心难以言说的精神困境，在小说中虚拟出了传达自由呼声的第三者形象。而这种精神追求又鲜明地呈现了毛姆的哲学思想。四方游历的生活让毛姆的血液中带上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印记。梁漱溟认为，以印度哲学为代表的东方精神倾向于向内心寻求解脱；而西方精神则是拼力向外界，向彼岸寻求解脱[7]。在《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中，我们可以品味出东西方不同哲学思想的呈现。

1西方的自由——寻找彼岸

毛姆青年时期是在欧洲文明中度过的，英、法、德的生活经历与文化积淀成为了毛姆年轻时期的创作思想指南，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月亮与六便士》便是青年毛姆思想的具体表现。青年毛姆不堪忍受英国的门第观念、利益观念的压迫而选择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接触了斯宾诺莎的思维实体与广延理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学、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易卜生的戏剧等，其中，毛姆对斯宾诺莎哲学尤有感触。“每个人都总是尽量保全自己的存在。”[8]斯宾诺莎把人的欲望分为两种，即主动的行为与被动的感情，“主动的行为”是指“可以单独从人性自身加以理解的欲望”，简而言之便是理性；而“仅与未能正确理解事物的心灵相关联”[9]的欲望称之为“被动的感情”，这种欲望不会因为自身内部原因而变化，只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两种欲望共存于人的体内，人是否能获得自由取决于理性欲望在体内是否占支配地位。在这种哲學的支配下，年轻气盛的毛姆创作了《月亮与六便士》，塑造了一个以“绝对自由”为人生导向的人物——思特里克兰德。

2东方的自由——内心解脱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毛姆意识到西方普遍存在的物质狂热和精神空虚，他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涤除内心对物质的执着，才能真正获得不为外物束缚的自由。毛姆的这种主张在印度吠陀之处得到了支持，古老的吠陀哲学以《奥义书》为代表，其主旨为“梵我合一”，即世界始源有两个，一个是宏观世界的根本“梵”，它与庄子所言说的“道”是同质的，万物生发其中，无在无所不在；另一个是“我”，这里的“我”并非肉体上的概念，而是指抽象于肉体之外而潜藏于肉体深处的灵魂，在印度被称为“阿特曼”。而“梵我合一”是人在修行中领悟了内在自我中灵魂与梵的根本是同一的而达到的至高精神境界，印度人视其为解脱之道。《奥义书》认为人的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游离到空界，又由人在生时行为的善恶决定灵魂的轮回，如果行的是善业，就会进入天梵，得到解脱，如果行的是恶业，那他将进入轮回之苦。因而，人的解脱之道在于行善业。印度教吠檀多哲学代表人物商羯罗对毛姆的影响颇深，他说：“光明内我（阿特曼），（间接）由‘我词来表，也即所说‘汝即那。如此结果为解脱。”[10]“汝即那”是修行之意，商羯罗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得自由解脱之道，需要进行内我（阿特曼）的修行，修行的基本是摄取知识，以证明内我的实在性，同时要为肉体行善业，以得解脱之道。毛姆一再强调，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幸福与满足感都是暂时的，永久性的幸福和快乐只能在追求自我完善的精神生活中才能获得[11]，而这种由奥义书衍生的精神内核在《刀锋》的拉里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拉里眼中，金钱、名誉、地位是会钳制自我完善的俗物，没有留恋的价值；拉里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上帝之爱”。由此，我们看到了东西方哲学思想对人物行动的指向性意义。

结束语

毛姆通过《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这两部作品来呈现时代更迭、世情转换、人性张扬。他借着作品中多维度人性的抒写，展现出对属于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憧憬。物质与精神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事物，而物质大爆炸将人们的精神拖垮，不止是社会出了问题，也是人性对物质的过度崇拜造成的。《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透视了物质与精神的较量，展现出了毛姆本人融合东西方哲学的深刻思考。

参考文献：

[1]李娜.毛姆长篇小说的自由主题[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6.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袁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张剑.《空心人》与T.S.艾略特的思想发展[J].国外文学（季刊），1998，（1）：54.

[4][法]波伊尔.天堂之魔——毛姆传[M].梁识梅，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15.

[5][英]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4.

[6][英]毛姆.刀锋[M].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49.

[7]谷玉.毛姆小说中东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46.

[8][荷]斯宾诺莎.政治论[M].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

[9][荷]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28.

[10]孙晶.商羯罗的解脱观及其思想渊源[J].哲学研究，2008，（12）：50.

[11]韩红军.毛姆小说中的多维人性书写[J].江西社会科学，2012，（9）：84.

（责任编辑：刘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