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跑全球的“江南道路”为何输给“英格兰模式”

唐山

许多创业元老曾提醒过王安，但王安却说：他是我儿子，我信任他。最终，王安电脑没能逃出“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所谓江南道路，“就是以江南为代表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 ”（据唐文基先生语）。众所周知，16至18世纪中国曾爆发一场商业革命，其中心地带长三角、珠三角的富裕程度甚至远超同时期英格兰。

可从三点来看“江南道路”的成就：

首先，据麦迪森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GDP所占全球GDP比重从23. 1 %提高到32.4%，年均增长达0.85%，而整个欧洲仅从23.3%提升至26.6%，年均增长仅为0.21%。（此说尚有争议）

其次，据黄启臣先生研究，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全国海外贸易总值约为100万两，到乾隆十年（1745年）时，粤、闽、江、浙四港贸易总值已高达3657万两还多，而整个南宋时期海外贸易总值不过500万两。

其三，16至18世纪中国农村集市密度极高，珠三角每集交易半径仅3公里。清初江苏59个州县竟有1112个集市，每县平均18.8个以上。

从交易数量、服务多样性、发展速度等指标看，“江南道路”均长期领跑，可奇怪的是，“江南道路”并未将中国带入现代化，反倒是“英格兰模式”后发先至。

这是“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破坏的结果？还是专制主义重压下的产物？抑或是被能源危机拖了后腿？学界对此莫衷一是，而在《信任》一书中，福山给出了独特的解释。

福山发现，虽然华人企业充满活力，但企业规模明显偏小，不仅在内地如此，在海外也如此。比如台湾68%的企业是小型企业，剩下的23%为雇员不足50人的中型企业，台湾公司平均规模只有韩国的一半;再比如香港，平均每家公司雇员仅有18.4人;在菲律宾，华人公司的资产是非华人公司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华人企业规模小？这与华人的文化习惯相关——华人只愿对家庭成员承担更多责任，而对于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人，则既不担责，也不信任。这是因为，在产权得不到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权力只负责掠夺却不承担任何义务，个体只能更充分地依靠家庭，才有可能获取成功。于是，个体与家庭被牢牢地锁定在一起。

在华人企业，“外人”很难成为高管，以当年名噪一时的王安电脑公司为例，全公司2000员工中， 136人直接向王安汇报，一旦这位超级管理者退休，由他经验相对匮乏的儿子接班，则公司迅速衰败。许多创业元老曾提醒过王安，但王安却说：他是我儿子，我信任他。最终，王安电脑没能逃出“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显然，华人企业遭遇了难以逾越的升级瓶颈，而造成这一瓶颈的是文化。这恰好说明：商业本身无法将人们带入现代化，相反，是先有拥有现代观念的人，才能将商业的价值充分释放了出来。可见，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必先有适应它的文化基础，没有这个基础，GDP再高，经济再繁荣，都会成为镜花水月。

那么，这个文化基础究竟是什么呢？福山认为，那就是社会自组织。

一个社会有了丰富的自组织，信任才可能产生，交易成本才会大大下降，商业才可能顺利运转。正如美国人所说：不论信仰什么，人总要信点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信，我拿什么保证你将来会付账呢？从没有人规定餐后必须付小费，可绝大多数美国消费者依然会遵守这一传统。

好社会源于好习惯，这习惯让我们彼此成为一体，通过自组织，普通人获得了最基础的公民教育，这个自组织可能只是篮球队、读书俱乐部、妈妈交流群或唱诗班，可正是在这些不起眼的交流中，孕育了大型商业组织的运作规则。

不否认，美国企业初期也多是家族企业，但三代之内，企业经营权基本会转到专业的经理人手中，这个道理，和在一支篮球队中你要把球交给最能得分的那个人一样简单，不必管他是不是你亲戚。

重视普遍规则，所以才有大企业，才会产生规模效益，只讲小团体利益，就会落入“非道德家族主义”的窠臼中，乍一看，每个人都是龙，可放在一起，却拼成了一条虫，最终在互相倾轧、互相伤害中，陷入共同的悲剧命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