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5万人,3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
这一胜利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 “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1932年1月10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10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以后红一军团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今天看来,很多都是空打的。第四次反“围剿”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在军队组成上,只盲目地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