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感，或“无名者”的历史记忆
——评赵兰振《夜长梦多》

徐　刚



创伤感，或“无名者”的历史记忆
——评赵兰振《夜长梦多》

徐刚

赵兰振的《夜长梦多》不啻是一部有关南塘的“地理志”，“只有站在南塘上时，你才明白这儿是世界的轴心，万物都在围着这儿旋转不息。”在此，南塘仿佛有一种自然的神性，透露出这个世界某种不为人知的本质。故事以嘘水村的自然人事为中心，讲述南塘野地的神秘与雄奇。小说之中，那些层层叠叠的神秘气息弥漫开来，毫无来由却令人猝不及防。而在这蛮荒的原野里，幽深繁密的景致之中，夹杂着过往岁月的荒谬与血腥。我们的主人公，那个乡村月夜里孤独游荡的少年，便带着他的忧郁与感伤，步入那个令人嗟叹的无尽黑夜……他的无端蒙冤和刻骨创痛不禁令人感慨。小说以深情的笔墨，书写乡村的历史与现实，铭刻那些需要被郑重缅怀的历史创伤，以及永难磨灭的，在屈辱中艰难成长的个人记忆。

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十七年”乃至“文革”的历史为小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写作资源。那些或残酷或荒诞，却总是事关政治讽喻的种种情节，会在合适的关头竞相呈现，令人目不暇接。聪明的作者，总会在魔幻与写实的杂糅之中，虚构出种种蕴含批判与反讽的“中国故事”。它们依时间为序，大致包含以下焦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斗封资修等，由人性的荒诞到血腥的杀戮，不一而足。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就是复仇，毕竟，历史的“伤痕”需要得到彻底清算。带着这样的情绪来郑重其事地生产那些连绵不绝的“伤痕”故事，是一代作家至死不渝的写作伦理。事实上，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在这条道路上前赴后继，陈陈相因。

问题也在这里，如何在一个如此流行的话题中写出不一样的故事，这是中国文学的原创性焦虑所在。被知识建构起来的历史“遗民”，悲怆地活在他人肆意编制的纸上王国里，总是令人无比同情。在此，任何意义上的执着坚守，都会被人认作狭隘的偏见，但不识时务的“英雄们”，却借此获得自己悲情的资本。无论如何，我们已然厌倦那些没完没了的“伤痕”故事。这并不是说，历史的一页就真的翻了过去，事实上，那些清算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展开。但我们厌倦的原因在于，这种写作并没能提供一种鲜活的现实感，它与今天日新月异的世界，以及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总有几分刻骨的隔膜。

因而面对历史，是在巨大的写作惯性的主导下慵懒地滑行，以虚构的名义，继续“编造”那些耸人听闻的历史“谎言”；还是重返内心，以自我为支点，苦心经营色彩斑斓的个体记忆，并在记忆的呈现出顽强勾连历史与现实，这是当代写作的巨大分野。在这个意义上，赵兰振在《夜长梦多》里的尝试无疑值得关注。为了抵抗“虚无性”的焦虑，他拼命捕捉乡村的神性，以此建构残存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我们也得以在此见证那些原始的蛮荒，灵性的大地上游荡的神神鬼鬼，以及“泛灵论”的世界里遍布的悲苦与奇迹。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就像赵兰振自己所说的，“南塘的花哨玩艺儿太多，让人感到突兀，应接不暇又迷惑不解”，重要的恰恰是，如何细致入微地切入主人公翅膀那顽强而卑微的个人记忆，通过呈现这激动人心的“无名者的生活”，穿越南塘那令人迷惑不解的历史与现实。

“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语只言……也正是这样的权力，产生了这些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在《无名者的生活》里，福柯如是说。而在《夜长梦多》里，语言所点燃的记忆幽光，照亮的亦是悲怆历史的无边暗夜，而创伤者的一丝叹息，连同其生命的成长亦被悄然铭刻。

二

如小说所呈现的，南塘的开掘，源于一个荒唐的理由。它是向某次“三级干部会议”献礼的产物，而关于它的纷乱往事则令人多少有些畏惧。“自从水拖车在那个春天网住大红鱼揭开了南塘的红盖头，南塘，这个丰产的女子，就开始层出不穷地繁育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物事。”确实，自此以后，小说中怪事不断，这些都为整个小说蒙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从无头鬼、大红鱼、神秘窟窿，到莫名出现又凭空消失的猫，再到年轻女人的笑，绿莹莹的灯笼，窑顶的女子，以及她手里打着的那柄遮挡住了嘘水村丰沛雨水的红伞……当然，还有那株老楝树，“不知怎么回事记错了季节，在不该它开花的时节它突然怒放了满树淡紫的花朵，让整个嘘水村人有点莫名其妙，或者说措手不及。”而正是贸然开花的大楝树和伴随着苦楝花莅临的女子掀开了嘘水村的轩然大波。那位在一些人看来是姑娘，而被另一些认作老太婆的神秘女子，隐喻般地解开了南塘古怪物事横行的缘由。这位名义上来给正义治病的女“先生”，其实是来戳穿人们内心病症的，她的诘问直指人性的善恶。

在此，女娲的创世神话，被奇迹般地讲述进南塘的故事之中，甚至这位神秘的女子本人，就让人无端地想起先祖女娲的形象。在她看来，正是女娲的孩子们用自己手中的工具，掘毁了祖先的居所。“从此永恒在这个时间里的母亲被迫走出了住室，被迫进入了生命周期，曾在这个时间里永恒的女娲就像她创造过的每一个人一样，也开始从青年走向老年，也开始了不断地向死亡挺近。她被她的孩子们推向了陌生的苦难征程。她脱离了凝固的永恒生命，进入了生命的另一种永恒周期。”然而，南塘似乎就是创世女神女娲的化身，而它的命运，也顺利解开女娲老去的谜团。正如小说所言的，“像一孔被过多的生育累垮了的女性阴门，南塘昔日的繁荣丰润早已被满目疮痍替代……南塘人老珠黄，正义无反顾地衰老，听凭时光之风吹落片片朱颜。”在赵兰振笔下，乡村的神性不言而喻。而人们对于自然的破坏，也总是不可避免地理解为对于大地神性的冒犯。在这生态意识的背后，其实是残酷的人性寓言。大自然的惩罚，长久的干旱，乃至于南塘最终的消失，都可以据此得到理解。

小说蕴藏的神秘令人畏惧，来无影去无踪的大红鱼，在不可能生长的地方出现，一切都无法解释，这或许是自然的显灵。万物都有秩序，预示神的在场，它注视着一切，确保着世界的和谐。它威严的秩序令人虔敬，任何的冒犯者都要遭受惩罚。神秘的过猫事件，意味着民间恪守的禁忌，而猫的死亡则见出人性的残酷；项雨和楼蜂的所作所为，更是对乡村原初神灵的冒犯，一个与大白猫的性放纵，一个迷恋于偷窃吃食，他们的结局早已注定；正义为了一己私利，把侄子送进派出所，用小说的话说，是“把一件芝麻大的小事渲染得比一座山还要奇峰突起”，然而机关算尽也没能得逞，他悲苦地驻留乡村，渡此余生。此后，他莫名溃烂的手，便是这种惩罚的鲜明体现。

看得出来，最令作者耿耿于怀的，是年幼的翅膀所遭遇的那个夜晚，那个“深沉的毫不费力就能把一个人的一生一下子吞噬掉的无尽的黑暗”。13岁的翅膀被成人所驱使捉弄，却单纯得如同一张白纸。当他在疲惫和无尽的孤独中昏昏睡去时，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当他从别人的呵斥中醒来时，赫然发现自己鬼使神差地与大红鱼抱在一起……原来他的怜悯与慈悲，换来的只是人们无情的误解。这个可怜的孩子竟然被人冠以“强奸犯”的罪名游街示众，蒙冤受辱，而铭心刻骨的情感创伤也由此而来。这种巨大的创伤感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核心情节，以至于翅膀的故事在小说第二部时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重写了一遍。当然，故事的第二部，在创伤之外也讲述了翅膀与何云燕之间独属于儿童的纯真情谊，那些朦胧的爱恋，如此单纯而美好，令人怀念。

对于年幼的翅膀来说，批判大会（公开羞辱）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是极为艰难的，甚至让他动了轻生的念头。不过好在，他终于在屈辱与创伤中忍辱偷生并顽强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小说讲述了刀子对于年幼的翅膀的重要意义。在那最难熬的日子里，“刀子让我遇见的所有黑暗迎刃而解，刀子带给我阳光与惬意。”对他来说，是怯懦地自杀，还是用刀子刺向人们羞辱的目光，这是一个问题。小说中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正在他自杀之际，自然景物的神性拯救了他，“死就是离开这一切：月亮、轻风、百灵鸟、漫野密密匝匝的麦丛……我不敢想象假如我的世界没有了这些最美好的我熟悉头顶的所有事物后我该怎么办”，而刀子则让他忘却痛苦，勇敢地站立起来。“因了那把刀子，我并没有体察到那种痛入骨髓的感觉”，“我忘却了我的处境，忽略了浓密的敌意，甚至没有了刻骨铭心的痛苦。”他像所有不屈的奋斗者一样，苦练飞刀，终于打败飞扬跋扈的革命，让他的甚嚣尘上变成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而对于老鹰的威慑，尽管只是收获了虚妄的胜利，但对于尊严的保全至关重要，那些忍辱偷生的艰辛，终究成长为刻骨铭心的财富。

三

事实上，赵兰振笔下的嘘水村，总有几分似曾相识。在当下的小说世界里，讲述乡村的荒朽与破败，展现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戕害与混乱，以及改革年代意义流失的荒野景观，早已成为令人压抑的社会现实的重要表现。而《夜长梦多》则绕此而行，在重点讲述个人记忆的成长创伤之外，也意外呈现出当下乡村的现实处境。小说第二部便以成年的翅膀20年后重返嘘水村为轴心，在记忆的穿插中展现当下乡村变化的现实。

对于当年的仇人正义叔，归来后的翅膀选择了饶恕，“正义叔看上去是被那种莫名其妙的不治之症血手症打垮——其实他是被生活打垮了”，在翅膀面前，那个愧疚的老者早已被生活折磨得不像样子。而在他身上，“萦绕不去的血腥味在渐渐淡薄，因为另一种清苦的气息已经占山为王”。对于翅膀来说，在城市的挤压之下，乡村的生活依然艰难，哪里还忍心报复？

乡村的变化其实通过消失的南塘，便已用隐喻的方式清晰呈现了出来。“在时代的烈焰炙烤下，传说之河越流越瘦，濒于枯竭。”这是时代变化的寓言，如今的嘘水村早已改变模样。革命的风暴过后，乡村一片疮痍，改革时代的来临却带来更为无情的变化，“几乎所有能打能拼的年轻少壮悉数远离村子去了外地打工，他们挣到手的钱远远超过吝啬的土地的出产”，这便犹如“电视机不动一枪一弹就结果了所有鼓书艺人的性命”一般。

小说正是通过翅膀的返乡寄予其对乡村的复杂情愫。嘘水村的变化，带给人的是既恨又爱的感受。一方面是刻骨的仇恨。那些曾经的羞辱，令人不堪回首，而翅膀踏着月光给奶奶的坟头烧纸，黑夜里穿行童年的乡村，也是在不断回溯那创伤的过往。而那些令人感念的物件，则扮演着旧年风物的重要角色，其间浓郁的情感投入，足以令人动容。另一方面，他对乡村的世界又充满同情。多年后的重返乡村，自然能见出它的萧索和颓败，这是自鲁迅以来返乡的知识分子常见的情绪笔调。“村子从内里开始朽空，处于毁灭的进程之中”，政治的压抑下，一种凄凉的基调总是如影随形。这里早已成为一个老弱病残的世界，美丽的姑娘向往城市，等待她的是可以想见的命运。城市的血盆大口，觊觎着每一个年轻女子的身体。这就像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中谈到的，“城市总是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新鲜的、纯粹的生命，这些生命充满了旺盛的肌肉力量、性活力、生育热望和忠实的肉体。这些农村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更以他们的希望使城市重新复活。”

当然，最令人心碎的还有那些不忍重温，而注定会破碎的旧梦。小说最后，残酷的作者又给可怜的翅膀开了一个玩笑，当我们默默随翅膀返乡的步伐一同游走，去观察乡村周遭的一切时，我们忍不住会追问，当年的那个小女孩，那个令翅膀魂牵梦萦的何云燕，如今身在何处？不错，小说到底给了我们答案，那个在一场恶劣的吵架中，“拽出血呼淋啦的月事纸巾”，像贴膏药一般糊在男人头顶的泼辣女人正是何云燕。

在这样刺激的场景里，翅膀内心的整个世界都垮塌了，“我少年时代的偶像，我曾为之日夜不眠、曾为之痛苦得死去活来的那个女孩，现在是这个小镇超市的女老板，是一个在恶打恶骂的吵架事件中能够随手拽出身体隐秘角落里的纸巾当武器的女人。”故事酝酿已久的悬疑，却迎来这令人愕然的绝望，而这也正是乡村记忆与现实错位所造就的情感震惊。

徐刚，1981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电影的批评研究工作。近年来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及评论文章数十篇，其中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有学术专著《想像城市的方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