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管理方面,孙杨堪称个中大师。我和他的每次见面,无论是杂志封面的拍摄,中国游泳队公开课的采访,还是医院的短暂探视,总感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随时看着手表,准备中断我的采访行为。
尽管每次总有些不情愿,希望过程能拉长,但很快会适应这个过程,甚至变得有些欣赏。三月底,在北京某宾馆,孙杨很抱歉地告知我这两天的行程第一天上午,训练,下午浙江方面进行会诊抵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还有一个兴奋剂检查在等着他;第二天,全天的广告拍摄,无数的NG,始终在站立的状态中高速进行。对于一个骨折正处于治愈期的明星而言,这种使用显然有些过量,但考虑到奥运会之前拍摄,对该产品更为有利一些,孙杨执意将这一完整的流程走完,“但泳池10点关门,我必须抓紧时间游一游,”他拿着泳衣,露出虎牙冲着我一笑,“杨老师你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微信上跟我说。”
在他略显匆忙的脚步中,我精妙地捕捉到一种责任的彰显,以及时我不待的凄惶感。
按照以往的惯例,在奥运会之前遭遇骨折这样的晴天霹雳,其结果无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种,抱憾告别奥运会,就像杨凌,王濛那样。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真相,就好比你彩排了很多年,定制了最华丽的衣服等,但最终,你却被告知仪式取消。
第二种,勉强参与奥运会,比如赵蕊蕊,刘翔。
这也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勉强,那个叫做国家利益的绳子,勒住了运动员的所有其他选项,并试图做出很多超越人体生理结构的颠覆:骨折处的新晋愈合,心理的极度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