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话语中的“女医生”

乔以钢+李贞玉

摘要：近代革命话语中的“女医生”形象有着比较复杂的文化意涵。康爱德、张竹君等从事医学活动的女性经由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的开发和媒介的传播，成为颇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作为唤起民众自强、救国的楷模受到褒扬，有时还被赋予“医治”落后思想的功力，围绕她们的书写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走向。同时。“女医生”的职业活动及其文学形象经由书写和传播，成为近代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代表性形态之一；女医生和启蒙者身份兼具的新女性形象突破了启蒙者与男性性别相联系的模式，在新型性别文化建设中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近代；革命话语；女医生；文学形象

在致力于社会变革的近代文人话语中，可以看到对具有与爱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才情者的热情礼赞。其间，“女医生”是拥有职业身份的形象之一种。从某种意义上说，藉由此类形象建立的特定联系具有双关性，隐喻了病体/病弱的国家和医生/民族英雄。梁启超的《记江西康女士》一文记述康爱德“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以名其家”，赞扬康爱德从美国学成归来，“无他志念，惟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自发大心，为二万万人请命，思提挈而转寰之”。在梁启超笔下，康爱德以一介女流立志救国救民，在中国社会将要发生一场大变革之时自觉“请命”，不啻为女中豪杰。作者以晓畅明白的文字将康爱德树立为知识女性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着眼点在当时并非仅见。此类现象从一个侧面透露出近代革命话语中新女性形象的文化蕴含。

一、“毕业证书”：被展览的特殊才情

在梁启超的叙事中，文学性与宣传性、精神感化与政治激情十分和谐地统一起来。康爱德以高明的医术救众生疾苦的“大心”，蕴积着作者在国难深重之时号召知识女性积极投身于爱国事业的诉求。梁启超一方面记述康爱德“靡所不窥，靡所不习”，“通达彼国语言文字、天文、地志、算法、声光化电、绘画、织作、音乐之学”，通过对知识、学问的强调，与现代化的、带有一定总体性的文化想象相关联，借以连接“现代”脉络；另一方面，以之为载体，推演和阐释知识女性对社会的贡献，同时为女子教育大声疾呼。

经由梁启超对康爱德仁慈之心、精湛医术和爱国行为的赞赏，这位女性声名鹊起，影响甚至超过了早于她学成回国、同样成就斐然的金雅妹。进入知识精英视野的康爱德引起社会的强烈兴趣和关注，吸引了许多年轻女子争相效仿，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奇女子之一。

从归国行医的“女医生”到梁氏文章中带有“女豪杰”色彩的形象转变，康爱德的经历不无戏剧性色彩。这一点在有关她“治女不治男”的轶事中可以看出。当时曾有这样的报道：

江西康女士之历史人人所知，现寓居省城

德胜门外之医院。女士以医学专门，自回江省

以来，活人性命不少。向本无论男女，一律诊

视，近因求诊多轻薄之弟，女士厌之，特改章

非女病不诊。前日，周藩台之媳临产时，身患

重病，子久不下，遍求名医，无能为力，女士

投药一剂，登时病愈，子下，神乎技矣！

康爱德189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梁启超写作墨尔斯根大学）毕业后，与好友石美玉一道回到家乡九江，开始在当地行医。当时的人们对于从异域归来的女医生不免抱有猎奇心态。在19世纪末期的中国社会，像康爱德这样出身贫苦、两个月即遭遗弃，后被一名美国传教士收养的孤苦身世，以及远游海外、学成归来的特殊经历实属罕见。报道中提到的“轻薄之弟”令其生厌的频频叨扰。多少包含着对女医生的好奇与打量的目光，这种凝视与窥探无形中传递着传统社会的氛围。须知康爱德不只是以一双天足相悖于时代盛行的畸形审美，而且勇敢地跨越传统文化的性别樊篱，走进公共领域服务于社会。如此特例自是很容易吸引众人的目光。

来自习俗的质疑和男性的“窥视”，客观上促成了康爱德从投身近代社会变革的践行者到“文化产品”的形象转变。在对这一转变过程的记述中，始终伴随男性的目光。一次，两位新派绅士慕名而来，造访康爱德和石美玉，被她们婉言谢绝，只有康爱德的养母昊格矩出面接待。最初，两位绅士对她们年轻有为的突出成绩半信半疑，于是昊格矩便将康爱德和石美玉在美国获得的大学毕业证书拿出来供其观看。两位绅士颇感敬慕和惊诧。他们提出借去这毕业证书。以便挂在刚刚成立的“禁缠足会”的墙上。以使中国女子能够清楚地看到女子所能达到的成就。这两位新派绅士中的一人，即梁启超的江西籍朋友邹凌瀚。他曾参与创办《时务报》，并于1898年和梁启超创办了“禁缠足会”。正是邹凌瀚告诉了梁启超关于康爱德的故事。

梁启超通过文字书写将其定格在改革的、政治化的文化向度上。康爱德的出现带给他的惊喜与其说是“神乎技矣”的医学才华与专业知识.不如说是可供二万万女子效仿与学习的文化可塑性和传播价值。正如康爱德的大学毕业证书被用来挂在“禁缠足会”是基于对新型女性的文化设计和构想，将相应的诉求渗透于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寄寓了知识精英鼓吹改革、提倡女子教育的政治诉求。推出特定的新女性形象，既是宣传/教育民众的有效途径，同时也使这一形象的公共化获得了必要的情感铺陈。康爱德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尊贵感和神秘性，传统话语中的才女变身为具有时代内涵的新女性进入国家话语。康爱德的才干经过富有意味的处理浮出了历史地表——她的知识、智慧是机遇和教育使然，而其才力智慧则显示了女性在历史变革中所可能扮演的新角色。梁启超写道：

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无以

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

不遇昊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

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

知有学，乌知有天下。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

此类矣。

梁启超在记述康爱德的故事时，自觉地将西方文明作为新女性的参照系。卓尔不凡的才学以及知识储备源自西方教育，而先前所有不幸的个人经历都被解释为另一意义上的有幸。如果“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就不会“遇昊格矩”、“适美国”、“入墨尔斯根大学”的思维逻辑，客观上突出了康爱德出类拔萃的原因在于脱离了中国的传统语境，转而接受西方文明的滋养培育。这一论调与近代知识精英所极力提倡的新的价值观念相吻合。显然，康爱德的传奇经历有利于传播这些新的价值和思想观念；而在更深的层面。则是把女性能力置于探索民族出路的历史命题中。也就是说，康爱德“神乎技矣”的医术如同她的“毕业证书”主要被用来启蒙女性的作用一样，文化符号的价值大于其真才实学。

梁启超撰写《记江西康女士》一文作为宣传、鼓励女性“张女权，增民智”的文化资本，从中幻化出新女性的象征。文章由“毕业证书”扩及对女子教育及新女性形象的宣传。“女医生”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被定格在“毕业证书”所蕴含的精神冲击效应方面，即通过这一示范性象征物营造新的社会文化景观——这一实例既可以作为改变男性垄断智力/学术活动之现状的有效符码.还可以将实施女性教化的主体由男性转化为女性。“女医生”的才智及其所拥有的现代技术于此获得了意义的指认和升华，“神乎技矣”也变得非同寻常。梁启超认为，“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在被称为“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的传统妇女形象与代表着学识与能力的“毕业证书”的两相对照中.康爱德垂范女界的形象呼之欲出。

康爱德的形象是男性精英有意识地针对新女性形象所进行的理性表述与文化创造。在这里，书写主体着眼于发掘康爱德故事背后的宣传价值和典型意义，展示女性的知识与技能，将阐述和传递信息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抽象的国家再现为一具奄奄病体，康爱德很好地成为了对其实施救治的象征符码。梁启超浓墨重彩地描述康爱德参加毕业典礼、领取毕业证书的场景后，借总教习之口感慨道：“无谓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与吾美之女作比例，愧无地矣。”出自西方人之口的溢美之词凸显了康爱德的优秀超群。在国家疲弱、本土女学匮乏的情况下，梁启超通过撰写康爱德的故事表现了启蒙女性的希冀。他一方面树立了女子有学的典范形象，以此为女学的合理性铺垫了实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男性在政治动员中的主体地位。正如毕业证书被挂在戒缠足会的墙上无时无刻提醒女性自立自强一样，康爱德的女医生形象在梁启超笔下同样作为鲜活的象征物.被赋予鼓励女界为中国争气的功能。

可以看到，康爱德故事的传播蕴含着近代知识精英塑造时代新女性形象的启蒙诉求，亦与其着力塑造有别于传统的女性形象、自觉借助媒介扩大影响相关。从梁启超主张兴办女学、启蒙女性的思想进程来看，他对康爱德媒介形象的价值有着清晰的认识；而媒介借助“女医生”这一形象资源，为改变女性从“食利者”到“生利者”的角色认知提供了支撑。

二、“文章治病”：别样的神奇

与康爱德的医学才能一起被纳入近代革命想象的。还有另一位女医生张竹君。她的传奇生涯和爱国热情通过报刊文章广泛传播，成为女子报效国家的又一样板。辛亥革命爆发后，时任上海医院院长的女医生张竹君发起成立“赤十字会”，组织并带领一批女子从广州北上，亲赴前线投入战地救护工作。当时，做随军看护妇是女子投身爱国大业的有效路径之一。张竹君率领的中国“赤十字会”在战场上成功救护了一千多名伤兵，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例如1911年10月21日上海《申报》发表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的文章，称赞张竹君的义举：“躬率高足驰赴战地施展仁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尔之再见，人道主义之日昌。”张竹君在传媒中的形象既是南丁格尔的中国版演绎，也是较为特殊的创作资源，直接关涉“文章治病”的神话。

作为“中国的南丁格尔”，张竹君形象的呈现与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的撰写、报刊对这篇传记以及张竹君事迹的多次刊载密切相关。《女士张竹君传》最早于1902年5月刊发在日本横滨《新民丛报》上。此时马君武在女权思想的译介方面已有声誉，他对张竹君的形象定位也便更容易产生影响。6月，洋务企业家、经正女学的创办人经元善在上海女学会第一次会议上向“到会诸贤淑”推介《女士张竹君传》：“同乡张竹君者，洵可称女中豪杰矣，《新民丛报》第七册内有传。今日到会诸贤淑，人人以张竹君女史之心为心，庶几众志成城，女学如春园之草，自然渐滋暗长，何患不勃兴于将来哉。”经元善在当时的上海社会颇具影响力，他的推重促使张竹君的“女豪杰”形象进一步流传。有关张竹君的演说文同时还刊载于1902年6月6日《女报》第2期以及6月26日《选报》第20期。《女报》第3期进而在“来稿”一栏刊发了经元善所大力推荐的《女士张竹君传》。

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下，“救国救种的豪杰志行”（马君武语）自然易于引发共鸣且富于渗透性。在读者心目中，张竹君成为富有怜爱之心的“第二南丁格尔”和民族英雄。“第二南丁格尔”的魅力进一步传播，张竹君不仅成为具有启蒙意义和典型效应的新女性代表，而且出现了读张竹君传文能够“治病”的奇谈妙论。例如北方报业重镇天津《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称，最近北京城流行传染病，向来以教书为业的某位女士因感染了这种疾病而生命垂危，当此之时——

忽有人将第三期《女报》与之阅看，昏迷

中阅至番禺女士张竹君传，跃身起坐，曰：中

国竟有此女丈夫哉，我辈庸庸可以观可以兴矣！

自是病遂霍然。

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张竹君演化为可以让患者“不治而愈”的神灵。在救亡图存的近代语境下，这位女医生作为生成某种社会效益的象征符码，呈现为不仅可以通过“施展仁术”疗救伤兵，而且就连那些有关她的文字记载都能够对“病人”发挥起死回生的伟力。在这样的话语书写中，“女医生”的法力借助于媒介无远弗届的能量遍洒人间，病人只要阅读文章便可轻而易举地成为受益者。此后《大公报》在继续报道中，不仅将马君武的《女士张竹君传》译成白话连载，还在文前加了按语。编者首先介绍了一桩“奇事”：“北京有一个女士……忽然看到女士张竹君的传，立刻精神陡然长了，就好了一半，实在有这事情，绝不是造谣言”；接着道出为之写传的意图：“我们中国的病人很多，女人的病更重，但是他们的病不在身上，多是在脑袋里，我为什么不把他的传写出来，叫大家看看病好了呢？”按语将赢弱不堪的肌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进一步指出之所以要撰写传记文，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治隐而不显的病——“脑袋里”的病，特别是“女人的病”；同时客观上暗示，张竹君女医生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有赖于男性知识精英的推荐和介绍，否则恐怕难以达到“文章治病”的奇效。

报社编辑从启蒙者的立场出发.以“唤起中国二万万睡死腐败妇女之柔魂”（马君武语）为目的，不惜故作惊人之论，张竹君的形象藉此从一位治疗病体的医生演化为同时具有“医治”落后思想功能的“导师”。“女医生”的身份也便随之有了引申而来的多重面向。看似神奇超常的精神感召力暗含着高度政治化的道德修为，透露出“治人先治心”的情志论思想。“张竹君”作为强有力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女性在近代社会中成就事业、寻求身份认同的可能路径，也喻示着女性同样可以具有疗救、改造社会的能力。这就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下建构了女性与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借代关系。

其实，“文章治病”这一离谱的观念并非《大公报》首创。此前便有人在反满、拒俄思潮席卷中国时宣称，读了章太炎的文章包管“马上能够做成朱太祖，能够做成汤武王，能够做成岳飞、文天祥、郑成功、史可法”。这种超乎常理的自信是建立民族政权的诉求借助写作的外露和扩展，折射着通过文章改造国家的痴情和野心。近代知识精英视写作活动为推动历史的必要环节。“欲凭文字播风潮”（柳亚子语）。这与南社社员“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不在文字间也”（高旭语）的宗旨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以文会友，以笔作枪，相信借助文学开民智、救民德、换民心、振民气的“文治”效果不亚于掷弹操戈。当这种“文章治病”的神话与“女医生”形象联系在一起时，明显放大了女性才华之于救国救民的效用，对其政治功能作了夸张的表现。此类笔法渲染“病人”一刹那间就能够“痊愈”、获得救国图存所需要的思想觉悟虽过于奇幻，但它所强调的启发民智却绝非无稽之谈，而所谓“文章治病”产生的媒介效应对吸引读者关注从蒙昧到开窍的议题或许不无助益。

三、文学形象：折射与变异

近代革命话语关于“女医生”形象的宣传，强调的是妇女接受教育和启蒙之后投身社会事业。就有可能成为“惊天动地之女杰”。随着落后、忍辱、怯懦等词语与“二万万女子”如影随形.悬壶济世且富有献身精神的“女医生”成为摆脱病弱的正面形象和凸显民族气节的亮点。知识精英对“女医生”的想象性建构，打破了文学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壁垒，同时也为提高国民政治热情提供了资源。这一形象在文学创作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现实中的女医生及其社会实践折射于文学.出现了具有时代新元素的人物，传达着作者的理想。例如，传统社会囿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女性患者得不到及时医治以至延误病情的悲剧。张竹君“纵言中国男女隔绝之害”，以战地女医生的公共身份冲破传统禁锢。并且于1900年和1901年在广州创办了褆福医院和南福医院；后将南福医院改名为育贤女学堂.开启广东女学之先声。1902年，她又与马励芸、杜清池等一道创办了广州公益女学。王妙如的小说《女狱花》中有类似的情节：女子董奇簧有感于以往由于受“男女有别”观念束缚，一些女子生病后不治而死的残酷现实，到美国去考察和学习医学，回国后开了一个医学堂，自愿为女性治病，为医学进步做出了贡献；与之一同出洋的许平权回国后则创办了女学堂，启发女子“智识”，培育革命的基础。又如小说《黄绣球》中，毕去柔留学西洋，“学得外国医生一手好本领”，回国后除了创办医院治病救人，还热心教育事业。晚清民族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姓名往往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毕去柔”这一名字也不例外。小说中她毕生以去除柔懦的民族特质为己任，这一姿态与当时公共舆论对张竹君的形象定位恰正相符。《民立报》的一篇文章也从“去柔”的角度高度评价张竹君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女子，久为男子所轻视者，以其柔懦无能也。今张竹君女士组织女子红（赤）十字会，往汉口施救受伤兵队，诚中国以前未有之创举，女士此举，非特有光于女界，亦且有光于祖国，有益于同胞，吾不禁为女界贺。”

近代文学创作中有关“医治”落后思想、启蒙传统妇女的书写时或别具一格，带有奇异色彩。

第一，通过精神导师（思想的医者）直接间接的启发与点化，使女子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情节屡见不鲜。《血痕花》“楔子”写一留法中国女学生在法国大革命庆典之日想到祖国被人瓜分，“心绪缭乱之际，却有卢梭入其梦境，与其畅谈男女平权”，卢梭对这个女学生打破专制的志向颇为称许。梦醒后，女学生得书《血痕花》，遂将其中的革命史实编译出来。《女狱花》也是先让沙雪梅做梦至“十九殿”。见“里面上头高耸耸坐着老老少少贫贫富富的无数男子，底下笑嘻嘻跪着老老少少贫贫富富的无数女人，且与一群一群的牛牛马马，一同跪着”，喻示的是19世纪“男尊女卑人权缺”的现实。梦醒后，沙雪梅读了斯宾塞的《女权篇》，立志要改变现状。

第二，在此类文学书写中，从“先人之书”中获得启迪、实现思想觉悟的情节反复出现。布尔特奇《英雄传》之类作为造就女英雄的读物，频繁出现在作品中。小说《黄绣球》描述罗兰夫人拿着一本《英雄传》传授、点化黄绣球；《女狱花》中，阅读斯宾塞的《女权篇》成为促使沙雪梅觉悟的重要契机。托克维尔认为革命时代盛行的是一种“抽象的文学政治”，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文学化的政治思维。是因为“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尽管他是针对法国大革命而言，但寄希望于女杰救国的想象同样适用于上述文学取向。这一捷径使她们的文学形象得以一跃登上历史大舞台，走在革命的前沿，进而引领尚未开化的多数民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舍豪杰则无有世界”的英雄主义，昭示出文学化的政治思维。

第三，在文学形象中，“洗脑”这一戏剧性的隐喻折射着20世纪启蒙主义的热潮。自标为“闺秀救国小说”的《女娲石》中，白十字社社长汤翠仙、社员楚湘云为了救国救民开设洗脑院，立志对国民的脑子进行“加工洗涤，使其拨乱反正”，以去除种种落后、愚昧之污垢。小说写金瑶瑟“脑筋洁白无垢”，以此印证她是“爱种族爱国家为民报仇的女豪杰”（第六回）。而小说中关于“生前被奸。死后被裂”的“大明国女”托梦诉说亡国之痛，点化翠黛，使其“一笑而后七窍开”的情节，也正合所谓“道家静悟佛家顿，尽从莞尔一笑来”（第十六回）。《黄绣球》中的黄绣球的觉悟历程，也颇有“洗脑”意味。她在梦中接受罗兰夫人的指点后顿然“脑识大开”，“比不到什么抽换肠胃，纳人聪明智慧的那些无稽之谈”，却是“开了思路，得着头绪，真如经过仙佛点化似的，豁然贯通”，从此胸怀“自由村，放眼全世界”，发誓“绣出个崭新的地球”。黄绣球从一个“安安稳稳”的农村妇女，一下子变得谈锋极健，口若悬河。她向本村妇女宣传放脚的道理，讲得淋漓透彻，倒像是一位“演说好手”。以至她的丈夫“暗暗称异”。这一转折有赖于罗兰夫人点石成金。这类虚构的情节借助梦境讲授女子解放的道理，凸显了要对“不开化”的女性进行深入灵魂的改造，使之洗心革面的意图。

综上。近代革命话语中的“女医生”形象有着比较复杂的文化意涵。一方面，康爱德、张竹君等知识女性作为颇具时代特色的文化资源被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开发和传播，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走向，也为虚实相间的小说人物创造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另一方面，“女医生”的职业活动及其文学形象经由书写和传播，成为近代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代表性形态之一。“女医生”和启蒙者身份兼具的新女性形象突破了启蒙者与男性性别相联系的模式，在新型性别文化建设中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