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为中国办了8年影展

本报记者　韦曦

东京有一个特别的影展，从2008年起专门放映一般商业院线很少引进的、来自中国的独立电影。很多中国导演的作品都是通过它被日本观众所了解的，比如张赞波的《恋曲》、徐童的《算命》、赵大勇的《废城》等。更特别的是，影展所有的工作都由日本策展人中山大树一个人完成。在这个为商业利益所驱动的时代，中山称得上独立电影界的拓荒者，而他的动力就是“让日本观众看到‘我在中国看到的中国”。东京中国独立电影节至今已举办5届。日前，再次来华筹备选片的中山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

环球时报：您为什么要花掉自己的积蓄，8年来坚持推介中国的独立电影？

中山大树：我一直想做跟日中交流有关的工作。早年我到中国留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服装公司工作。那个年代，日本人在中国没有很多工作机会可以选择。2005年，我第一次观看到中国的独立电影，觉得很有意思。中国的独立电影很少有机会在日本放映，因为赚不到钱。既然别人不放，我就决定自己放喽。

与其说我是为了电影而举办电影节，倒不如说我是通过电影来实现介绍中国的目的。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我挺满足。

大多数日本观众不会因为政治的原因抵触中国电影，更多的人想要了解关于中国的事情。起初我没什么资金来源，拉赞助也很难，只能自己承担所有工作。现在合作者多起来，观众也多了，票房已经能够做到收支平衡。

环球时报：您把中国独立电影推介给日本观众，他们反应如何？

中山大树：来电影节的观众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什么样的电影都看的资深影迷，另一种是对中国特别感兴趣的人。比如在做中国导演和日本观众的互动时，很多人在我翻译导演的话之前就已经笑了，就是说他们听得懂。这部分对中国感兴趣的观众大约占1/3。

另外有一部分专业观众可能不太了解中国，但对他们来说，故事不是那么重要，电影语言的运用更重要。我会尽量挑选容易理解的中国电影，就是希望日本人能了解更多层面的中国，同时也能纯粹分享到好的电影。跟欧美电影比起来，喜欢中国电影的日本人还是比较多的。中国每年引进到日本的影片，也比在其他国家上映的多。去年就有十多部，其中大部分是商业片。

环球时报：日本独立电影的处境是否比中国好一些？

中山大树：日本独立电影的处境和中国不一样，它的历史比较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现在日本很多有名的导演都是从做独立电影起步的，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日本有很多放独立电影的艺术影院，票房收入比中国多不少。两国观众群也不一样。中国爱看独立电影的都是年轻人，在日本主要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有各种娱乐可以选择，更倾向于宅在家里当网虫。很多日本电影人因此都比较悲观。

独立电影往往在欧洲电影节上获得掌声，在本土却无声无息。日本的独立电影为什么制作费用低，因为一定要回收成本。如果一部独立电影的观众上万，就算比较好的了。不过日中两国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国外评价较高的日本影片，都不是年轻导演的作品，而是以快50岁的那一代导演为主体，比如河濑直美。中国的获奖导演相对更年轻一些。

环球时报：但很多中国观众认为，独立电影很闷，不好看。在您看来，思想性和观赏性是很难共存的吗？

中山大树：独立电影的确很难大众化，它是属于导演个人的表达。同时，独立电影也有很多种，像前不久中国上映的《路边野餐》，就是充满诗意的作品。另外也有比较容易看懂的或者追求画面美学的，每一种都不太一样。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特别。一方面票房非常高，国际上只有中国是这样。另一方面，只有主流商业电影卖得好，其他电影类型不理想。这种对商业电影的疯狂确实有点不健康。其实，很多票房大卖的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评价不高。国外好的电影，中国也没有引进。这跟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有一定关系吧。大家都追求能赚钱的影片。日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观众不太喜欢看只有大制作而没有意思的电影。日本影院更多元化，有放纪录片的、老电影的。当然，日本也有过类似你们现在这样的阶段，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90年代之后，日本小的艺术影院开始起来了。

环球时报：《百鸟朝凤》这部中国艺术电影上映的时候，制片人为求排片甚至下跪。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中山大树：《百鸟朝凤》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它属于商业电影，是比较文艺的那种。它的制作、宣传、发行都是商业电影的套路。宣传有很多种方式。制片人为求排片下跪的事，我觉得是一种宣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