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圣来：让艺术节滋养城市气质

陈莉莉

艺术节是城市人对诗意生活的集体追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艺术节层出不穷，并在城市的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中国也不逊色。上海国际艺术节、乌镇戏剧节、曹禺戏剧节……各种艺术活动与中国城市交融，共同参与中国新城市精神与气质的养成过程。

上海国际艺术节创办人陈圣来曾为这个“中国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国际艺术节服务了13年。最近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陈圣来说，艺术节就是“要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来滋养这座城市，滋养这座城市的人们”。

坐标在城市

《瞭望东方周刊》：就你的了解，现在各地艺术节的数量有多少？

陈圣来：现在我们各个地方节庆很多，但没有确切地统计有多少艺术节，能查到的数据是2011年的。那时中国节庆有1万多个，其中有六七千个艺术类的。

北大教授叶朗主编过一本书，他讲到现在节庆活动有旅游类、文化艺术类、物产类、花卉类，等等。他做了1400多个文化艺术类节庆的样本调查，这些样本大概占所有节庆的22%。

《人民日报》也作过统计：1975～1995年艺术节相关报道有2700条，1995～2005年有3000条，2006～2013年有3254条。这些数字从侧面反映艺术节在中国的受关注度在不断提升。

《瞭望东方周刊》：但你2000年受命创办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时，“艺术节”还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吧？

陈圣来：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确是我第一次接触艺术节。当时中国对艺术节的概念还比较模糊，只有国际上实践比较多的城市才会有“艺术节”的说法。

北京东宫影剧院，演员在表演来自英国爱丁堡艺术节的作品西班牙面偶默剧《安德鲁与多莉尼》片段

不过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两个艺术节比较出名，一个是“哈尔滨之夏”，一个是“上海之春”。它们都属于国际意义上的艺术节。

虽然中国比较早就具备了这样的和世界接轨的艺术节，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普遍。主要原因是，一个城市刚刚起步的时候不会考虑举办艺术节，整个城市发展比较成熟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了，才会有艺术节。

现在我们要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红利。这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中国开始从千年的农耕文明时代进入到工业文明、现代文明时代。而艺术节，是城市人对诗意生活的集体追求。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否说明，艺术节与城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陈圣来：这是艺术节的特点。艺术节和城市化、现代化生活水准是联系在一起的，艺术节实际上是城市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个标志。

世界上有名的艺术节都是以城市命名的，如巴黎秋季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阿维尼翁戏剧节、悉尼艺术节、香港艺术节，等等。

艺术节要有时空概念，一定是在固定的时间、场所举办，而这样的场所现在基本上以城市为主要依托。因为农村太分散了，而且农村不是经济发动、文化发动的引擎，而城市是。

美国的社会学家、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容器。城市的功能就是出生文化、流转文化、创造文化。

实际上艺术节的主要受众是市民。20年前，即使像上海这样中国最大都市的市民，和世界一流艺术还是有距离的。他们没有看过、听过世界上最好最经典的艺术作品，譬如说交响乐、芭蕾舞、歌剧，所以市民需要补课。

人们习惯说，上海的文化是小市民文化，要把小市民培养成有世界视野的大市民，眼光、视野、胸怀、文化陶冶都要和世界接轨，如果老是欣赏三四流的文化肯定就达不到世界公民的水平。所以要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来滋养这座城市，滋养这座城市的人们。

人们提到爱丁堡就会想到爱丁堡艺术节，提到爱丁堡艺术节就会想到爱丁堡。这个艺术节和这个城市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物。

文化沉潜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创办上海国际艺术节之前，上海演出、展览等的整体艺术环境如何？

陈圣来：其实在运作上海国际艺术节之前，我也曾经组织国际优秀演出团体来上海演出，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是世界十大名团之一，但是在上海找不到地方可以演出，因为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有100多号人。唯一在福州路有一个市政府大礼堂勉强可用，其实严格来讲也是不合格的。

当时我很难过，上海当时是有1000多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还是所谓的国际化城市，但是没有一个世界交响乐团的立足之地。

那场演出，最后我们是在上海体育馆搭了台，所有的观众就坐在简易的小板凳上听音乐会，像看排球、篮球比赛那样。

那一刻，我为上海这座城市感到羞愧、难为情。

但是对上海市来讲，这样的事例也是一种倒逼。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开始陆续有了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博物馆、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上海图书馆等文化公共建筑。随后，通过艺术节一年年的举办，各大剧院不停歇地有演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丰满了起来。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艺术节是如何滋养城市气质的？

陈圣来：前几年我去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城市里车水马龙，非常繁华，看起来和上海不相上下。但雅加达艺术节秘书长对我说，他们离世界名城还差得远。

当时我正身处这个城市有几千棵椰子树的庄园里，至少在我看来，那个城市的艺术呈现很好。所以，我对她的观点有点诧异。

直到后来，她说出了依据。她说，他们没有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厅。所以，离世界名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城市有隐秘的灵魂。为什么你要来这个城市？是因为你希望能呼吸到这个城市的气息，感受到它的气质。比如说，要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打造成上海的城市精神，但是通过什么来打造？

还是要不断有一流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展示完，撤回去，看起来好像不留痕迹，但实际上文化沉潜下来了。久而久之，这个城市的文化就生长起来了，气质就凸显出来了。

艺术节的观众足够好吗

《瞭望东方周刊》：艺术节办起来了，但观众是否与之匹配？比如，对于一个戏剧节，培养观众似乎是比培养演员更重要的事情。

陈圣来：城市的基础建设并不只是把交通搞好，把电机接通，把有线普及到每家每户，更要培育一个有文化气息的环境和这个环境里有艺术修养的市民，后者是更艰巨的事情。

2004年我把萨尔茨堡（莫扎特的诞生地）演奏莫扎特最好的乐团带到上海演出。但是整个上半场，我如坐针毡。每个段落，观众都会因为台上演得好而拼命鼓掌。鼓掌鼓到什么程度？台上的指挥一边指挥一边回过头来看下面的观众，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

等到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到休息室把他们的演出公司总经理叫出来，我说一到段落之间，你提前打灯光字幕，就写“段落之间请勿鼓掌”。

我还曾经领一个钢琴演奏团到南京去演出，当时剧场有BB机声、手机声、小孩子大呼小叫声，甚至嗑瓜子的声音，钢琴家甚至停下来了，不演了。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觉得这些年观众有变化吗？

陈圣来：其实艺术节就是一种渠道，慢慢地培养观众、改变观众。文明看演出的习惯正在市民中间慢慢养成，至少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2010年，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来上海演出。他们当中有一个华裔音乐家，回去后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说，我真为我家乡的观众感到骄傲——演奏段落之间没有鼓掌，没有杂声，甚至连咳嗽声音都没有，大家屏气来听，演出结束后才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集群里追求社会认同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中央提倡节俭办庆典、节庆，你怎么理解？这会给艺术节的组织者带来缩手缩脚的心态吗？

陈圣来：应该正面去理解中央的文件、政策。这几年艺术节发展很快，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城镇化、国民经济在快速发展。不过确实也存在铺张浪费、形式主义的节庆活动，这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很多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减少甚至砍掉节庆活动，我觉得这不是政策的初衷。

当很多地方畏缩不前的时候，浙江省嘉兴市乌镇这样一个小地方反其道而行之，办了一个乌镇戏剧节，一炮打响。它比很多省会办的戏剧节还要好，还很符合国际办节的路子——政府对它很支持，但干预不多。

我承担了国家重大课题《大型特色活动和特色文化城市的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城市同质化程度严重。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不同的城市文化？可以通过许多活动因势利导。要根据自己的人文特色、自然景观、文化遗产、民族风情，设计出自己的节庆，为城市建设增加正能量。

《瞭望东方周刊》：世界其他地方的艺术节与中国艺术节在运作上有哪些不一样？

陈圣来：西方及其他一些地区做得好的艺术节，多是社会发起、完成的，政府往往是站在相对幕后的地方。比如香港艺术节就是社区的经典发明。

好的方式是政府给一部分补贴，比如三分之一，但是政府不站在前面。

艺术节很大的功能就是追求社会认同。2014年我到西班牙潘普洛纳奔牛节，这个城市只有10万左右人口，一到奔牛节就会涌进来将近100万人口，10倍的增长。

在艺术节期间，无论你是什么身份——贵族、平民、州长、市长，都要在奔牛节那五六天的时间里穿戴着白T恤、白长裤、红领巾、红腰带，走在马路上非常壮观。

人们在这样的集群里追求社会认同，这不光是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也是对整个西班牙的社会认同，以及对所有参加艺术节的人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