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以及实现经济和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历史大变局中间。这一转折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有益的。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紧迫，又面临转型的紧要关头，建立一个更加稳固和安全的国际货币制度来应对风险，不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江濡山：

中国的改革应该设定一个改革期限及期限内的改革目标，使改革成为一个有开头、有结尾的“创新发展”过程，然后进入到常态化的良性循环发展状态。否则，就容易在改革这个问题上滋生投机心态及投机策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崔建华：

中国未来的“新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新经济”重在“新”，重在全面的“新”。近年来，对于中国经济的“新”，提法非常多，如新常态、新结构、新引擎、新动能、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大众创新等等，“新”得有点眼花缭乱。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领域提出的，各有其理，并不矛盾。“新经济”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范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不懈的实践，将各种各样的“新”均包含其中，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的内在品质，以“新”带动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要从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中，吸收经验和教训，走出中国真正的“新经济”道路。

知名评论家廖保平：

在投资与出口都压力增大，须靠消费来提振经济的当下，提倡工匠精神不只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追求，更是一剂现实的药方。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和工具缓冲，实现平稳着陆，维持经济的稳健增长。俄罗斯经济界人士相信中国能够实现经济“软着陆”，并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如何把钱花好，这比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更加重要，这是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应当着力的，但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热点放在了债务上，有点偏差。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

不同监管机构对应监管的理财产品理论上都应属于投资基金，并划归为由证监会监管，并以区分公募、私募的方式进行统一监管。理财产品的分割监管会掩盖金融风险和杠杆程度，埋藏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