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上了两所大学

钟万祥

1977年12月，庐山计委委托庐山共大举办为期一年的财会班，我受厂里委派参加。这时，我进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庐山分校。

不到一年时间，却是人生一段难得的经历。我利用这段时间学习财务知识和进行高考复习，为日后考试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庐山共大坐落在庐山五老峰下，是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旧址上建立的，整个建筑是石头建的，十分坚固，内部复杂，有点迷宫的感觉。江西省办共大，不要国家投资，在当时是解决青年读书和就业的创举。1961年7月30日，毛主席给江西共大写的一封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由于毛主席的支持，周总理还曾在庐山共大分校亲切接见共大师生。共大在江西遍地开花，作为教育革命的典型红遍全国。1976年，电影《决裂》还以共大为题材。影片中，一名共大校长举起一位农村青年长满老茧的手，激情地说：“凭这双手，你就可以上大学。”1968年，由于普通中学停办，庐山所有中学生进入庐山共大，人数达两三千，热闹非凡。青少年本来应该是系统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的，但一进共大却是劳动，学习的也是农业、林业、农业机械、畜牧兽医等等。当时，从共大传出正面信息不多，我听到的多是打架斗殴故事、桃色新闻。

冬天，迈入了庐山共大，第一印象是萧条、冷清。这时共大已没有过去的辉煌，只有两三百人，基本是高考无望的学生。也有希望学习一技之长，或是被家长放在学校里学习几年再作打算的学生。尽管当时上级还没有公开否定共大，但学校、教职员工及学生，已有被边缘化感觉。此时国家已恢复高考，上正规的大学，是绝大多数有志青年的向往与追求。

我们这个班，叫庐山共大分校林茶系财会班，有17名同学，绝大多数是女同学。大家都是有工作的、带工资的学生，也成了学生中特殊的群体，但在学习与劳动安排上与其他学生并无区别。共大是劳动大学，第一课自然是劳动。当时学生很少，茶园却很大，所以冬天整理茶园、春天采茶成了学生的主课。学校把任务分解给系、班、科室，不完成任务，不复课，送饭到田头吃。上学第一星期，我每顿饭不吃八两都吃不饱。春天采茶更辛苦，要赶季节，所以学校口号是：小雨当阴天，阴天当晴天，起早摸黑当半天。大家披着清晨的露水出工，迎接第一抹晨曦，摘了一个半小时茶叶，才回来吃早饭，吃完又得出去。因我们班学生特殊，尽管参加劳动，但学校并没有让我们搞一些指标、竞赛。

晚上，我们住在空荡荡的教学大楼里，没有电视、电影，只能聊天和打扑克牌。好在大家青春年少，有说不完的话题，也不觉得寂寞。

那年，我22岁。我想上大学。像我们这样的平民子弟，只有通过高考，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所以，我学习很自觉，每天都订好学习计划，不完成任务，就不睡觉。冲刺高考，成了我的头等大事。我每天都复习到午夜时分。

那时文化生活实在单调，于是每周一次的电影要播放时，大家就像过节一样快乐。当有电影消息几天前传来，我和大家一样，期待着，盼望着，希望时间过快一点。电影开映之前，整个礼堂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学校只有一部单机放映，人们全神贯注地看着。遇到换片子时，总会引起一片不满声。

一天晚上，我们班同学结伴沿着山中小路步行几里路到山下的瓷土矿去看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与大家走散了。因为太黑不敢走山路，只好绕道去海会，一个人沿公路摸黑走了一个多小时，深夜时分才回到学校。

1978年7月，我请假参加完高考后，再一次回到共大分校，顺利地拿到了一本共大分校毕业文凭。两个月后的10月4日，我离开庐山，来到南昌，走进了江西大学大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

我走不久，这所共大分校改为庐山师范学校，江西共大总校则改名为江西农業大学，共大结束了它的历史。

1978年，我先后进了两个大学，一年内我经历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校，感受颇多。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