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与四川国共合作

2016-09-10 07:22简奕
红岩春秋 2016年2期
关键词:国共合作吴玉章青阳

简奕

近代中國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面对民族的衰落、国家的危亡,无数有识之士肩负起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历史使命。时代风云之中,一大批革命先驱汇聚重庆,他们踏遍巴山蜀水,留下一路光辉足迹,那些闪光的名字是:吴玉章、萧楚女、恽代英、王右木、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童庸生……

吴玉章,辛亥革命元老、中共五老之一,四川荣县人。不同于许多离开四川就甚少回来活动的革命家,他的革命生涯同四川的联系极其密切,可以说四川是他一生革命事业的基石。其中,他对打开四川国共合作局面所起的至关重要作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四川国共合作,开局并不顺利

国民党人在四川原有较好基业,但在1913年讨袁战争失败后,四川只剩下吴玉章等少数国民党人继续坚定地追随孙中山。1919年,孙中山再次改组国民党后,四川立即成立国民党四川支部,创办《四川民报》作为机关刊物。然而,随着一些国民党人蜕变为封建军阀以及不少骨干出走川外,使川内国民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有党无员的空壳。

中共三大后,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开了一系列的国民党改组会议,并任命石青阳为国民党在四川的负责人,在四川发展国民党组织。当时四川唯一的党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负责人王右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推动四川的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中央执委、国民党四川支部长石青阳和熊克武组织四川省党部。但此时,熊克武在“统一之战”中被杨森击败离川,继而在广东被扣,而石青阳则去了北京,后来留在北京参加了西山会议。四川很多国民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国民党的组织几近瓦解。

重庆的国民党员因为熊克武等离川后,许多人都失去了组织关系。一些人便于1925年3月组织了一个俱乐部进行活动,成员共20余人,中共党员杨闇公、廖划平亦在其中。

这时,孙中山先生却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石青阳在孙中山灵前发起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并另立国民党右派中央。石青阳还用未成立的国民党“四川执行部”名义,指定曹叔实、郭云楼、朱叔痴、黄复生、邓懋修等9人筹备四川党务。1925年7月9日,他们在重庆光国学校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随后,又以临时省执行委员会名义,委朱叔痴、陈炳光等9人为筹备员,于8月6日匆忙成立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右派实际上控制了省、市党部。

此时,四川国共合作陷入重重困难之境地。一方是中共党中央、团中央再三要求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另一方却是四川国民党力量式微,而国民党右派却顽固阻挠国共合作,以至四川各地党、团组织对合作前景都极不看好。1924年6月30日,成都团地委在向团中央报告时直言与国民党“合作之不可能”,认为国民党“各派别,大都品格卑劣,无革命精神之可言”。“同志王右木虽于去岁任民党宣传副主任,而期间各党员并非为主义工作,于是扼腕之处甚多,终无何种成绩”。而重庆的中共党员、团地委负责人杨闇公和廖划平倒是积极在国民党俱乐部中活动,并在进步青年、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以壮大左派力量。但随后亦被排挤在右派新成立的四川省临时党部和重庆市党部之外。

由于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干扰,尽管全国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但在四川国共合作却迟迟未能实现。国共合作不能实现,革命力量得不到正确的目标和旗帜,革命运动就不能顺利推进。因此,国共合作成功与否,是决定四川革命运动能否得到大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面临烂摊子,打出组合拳

1925年1月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即到上海面见党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王若飞等人,向他们提出回四川工作的打算。吴玉章认为,整顿和巩固国民党应该从基层做起。他的计划得到党中央的认同。而恰在此时,杨闇公听说石青阳将派人返川筹备国民党四川党部,也将希望寄托在吴玉章身上,于1925年5月27日代表重庆团地委向团中央报告,希望团中央从中斡旋,促使国民党中央派吴玉章回川。

由于吴玉章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深厚的历史关系,中共中央决定不公开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而让他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于是,按照党中央指示,吴玉章先到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后,以国民党中央驻四川“党务筹备员”身份,由广州赶赴重庆。

8月15日,吴玉章到达重庆。摆在他面前的显然是个烂摊子:西山会议派要人谢持和石青阳遥控把持的四川省党部和重庆市党部,对外工作乏力,对内大搞派别斗争,内耗严重,以致省、市党部力量弱小,在群众中声音微弱,乏人问津。

见此情景,吴玉章展示出沉静笃毅的气质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待全面摸清各方面情况后,到重庆第四天,他随即召开了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第一次改组会议,在会上,吴玉章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执委,并掌握省党部组织大权,旗帜鲜明、大刀阔斧地改组四川国民党组织。他依靠杨闇公等共产党员发展左派青年,并派出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各地筹建国民党党部,使左派组织在重庆和四川各地迅速建立,他们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全川四处开花,国民党左派在四川的力量迅速壮大。

一手整顿四川国民党,一手还不忘创办培养效忠革命的干部学校。在吴玉章抵达重庆仅19天后,一所从无到有、首期招生即达300名的中法学校在重庆大溪沟张家花园正式创立。虽然办学条件略显简陋,但办校目的明确,以期“造就革命的、为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的人才”。学校老师如杨闇公、冉钧、童庸生、杨洵、漆南熏、赖正声等,全系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这些人几乎都有留洋背景,无论知识水平、学养均为一时之选。漆南薰更是著名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著作《经济侵略下的中国》当时刚刚在上海出版,即成为畅销书,进步青年争相阅读。学校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他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整个中法学校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俨然成为四川革命的大本营。

健全组织、创办学校、活动群众,一系列组合拳下来,吴玉章打出了巨大的声势,使右派还手乏力。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当年11月,吴玉章到广州筹备国民党二大。借此机会,他搬出“尚方宝剑”,促使国民党中央开除四川国民党右派头目石青阳的党籍,正式解散原被右派控制的四川临时省党部,并另委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陈宣三、张克勤等组成新的四川临时省党部。这就是后来声震全川的国民党莲花池左派省党部。

国共合作的莲花池省党部的成立,标志着四川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常委身份驻川指导,上有国民党中央支持,下有广大群众扶持,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四川国民党左派势力空前壮大,右派势力在临时省党部内被彻底打垮。

而此时,随着北伐军兴,国共合作的莲花池省党部再不是昔日门庭冷落的吴下阿蒙了,它已经是四川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是四川风起云涌的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从这里发出的声音,就连强横的四川军阀们也不得不听,不得不将它作为对等的政治势力加以重视和研究。

阙功至伟,吴玉章何以不凡

从1925年8月吴玉章回川,到1926年2月国共合作的莲花池省党部成立,如此局面,虽不是吴玉章一人之功,却又非他不可。此后,巴山蜀水卷起革命狂飙,发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以至泸顺起义在全国造成的巨大声势和影射,吴玉章都阙功至伟。

試想时年47岁的吴玉章,这个刚刚加入共产党不足一年的辛亥革命元老,为何能够如此不凡?

或许应归功于吴玉章顽强的斗志,坚贞的信仰。他生于1878年,目睹国家外侮内患纷至沓来,这一代中国人适逢五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最深沉的一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吴玉章正是其中翘楚。他留学日本,流亡欧洲,从忠君爱国到康梁维新,从追随孙中山到接受无政府主义,进而社会民主主义,最终参加中国共产党。如此经历,尤如化茧成蝶,这样的吴玉章,面对四川乱局才能从容不迫、沉着应对;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能够化繁为简,方向不改;面对他人的非议,甚至个别同志的怀疑,才能淡泊处之,让奋斗与成绩证明一切。

或许应归功于吴玉章无私奉献、举重若轻的能耐。四川国民党组织分崩离析,人人皆知,但一谈到整顿,负责人却无能为力,甚至对吴玉章提出的办一所学校都动辄唤难。没有钱,吴玉章拿出廖仲恺给他的1000元,再把自己在川江轮船公司的两张股票押当了2000元;没有人,吴玉章联络杨闇公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大家齐心协力,找校址、置家具等一干事务顺利办妥;没有学生,吴玉章招来200多名因学潮被开除的进步学生……正是靠苦干、实干、硬干,吴玉章把整顿四川国民党的“三策”逐一落实:“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随着一个个国民党县党部、区分部建立起来,那些一贯对整顿无信心的国民党人不得不赞誉吴玉章“手段高明,好像有神仙帮助一样”。

或许应归功于吴玉章善作善为、团结四方的手段。吴玉章眼中没有不可争取的人。莲花池省党部的李筱亭、邓劼刚,原是国民党左派,在与吴玉章等人共事后,都入了党,而后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也与党不离不弃;在刘伯承因不甘充当军阀混战的棋子而欲寻找新的出路之时,吴玉章带他出川,伴随着吴玉章的革命足迹,刘伯承一路考察共产主义运动,整整两年多,方将这位“军神”收入党的彀中;他又从川军中挖出3个旅长,这一批人的队伍成为震惊全国的泸顺起义的重要力量;他还一度说服黔军王天培、杨其昌两个师长加入广州革命队伍,并投降北伐军。

不过,对吴玉章的最真切、最全面的评价还是毛泽东。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寿辰庆祝会上评价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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