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们的长征

本刊辑

艰苦奋斗、百折不挠

讲述人：金一南，64岁，金如柏（时任红二方面军宣传部长）之子——“父亲的脚板，是踩着一路硝烟一路牺牲走过来的。”

1983年，父亲去世的前一年。病房里，我第一次给父亲洗脚，那双脚板让我呆住了。一块块老皮，洗起来硌手。我不明白，父亲这样的干部，进出办公室有地毯，上下班有红旗车，脚上为何如此粗糙？

父亲的回答令我心潮难平。他说，红军长征时期，有一段连草鞋都没得穿，脚板上磨出厚厚一层老茧。行军下来，抬脚一看，厚茧中又嵌进许多沙粒、尖刺。刚开始还往外抠一抠，时间一长也顾不上了。最困难的一段是被分配到机枪连，不但要光脚行军，还要扛沉重的马克沁重机枪，走小路或爬无路的山。直到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二军团的同志才给了草鞋穿。

我一面给父亲洗脚，一面抬起头惊讶地望着他，该怎样把当年那个赤脚行军、赤脚冲锋、赤脚扛马克沁重机枪的他，与眼前这个被各种现代化医疗设备包围的他相联系？该怎么将现在扶着拐杖才能走路的父亲，与当年那个闯过围追堵截、走过万水千山的父亲相对照？

我只想说，他们都不是完人，奋斗过，也挫折过；胜利过，也失败过。曾经过五关斩六将，也曾经败走麦城。他们是一批不折不扣的真人。

讲述人：罗箭，78岁，罗瑞卿（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之子——“父亲说，他们是长征的幸存者，是革命的幸存者，要记住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

长征时期，父亲在保卫局工作，虽然直接参加的战斗不多，但艰苦的环境都经历过。像在若尔盖草地，过去老以为过草地，其实是沼泽地，很多人都陷进去了，还有更大的困难。

听父亲讲，过草地之前，战士在街上买了青稞面，预备了五至七天的粮食，而过草地过了一个多月，粮食很快就吃完了，只能挖草根。有的战士挖的是毒草根，就中毒死了，有的饿死了，还有一些伤病。沼泽地的蚊子很大，也没有什么医药，还有掉进沼泽地里淹死的。

在沼泽地里，红军没有遭到敌人阻击，纯粹是跟恶劣的环境做斗争。到了最后，根本不需要找向导，因为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牺牲的尸体走就行了。

过雪山的时候，我父亲有一匹马。他身材比较高大，身体也比较好，基本上不骑马，都给伤病号骑了，小战士拽着马尾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开追悼会，他的很多老部下的子女都来参加。他们说如果没有罗瑞卿，就没有他们。

爱兵如子、团结互助

讲述人：朱和平，64岁，朱德（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之孙——“爷爷出身于忠厚勤劳的农民家庭，从小过苦日子。当时的红军战士大都是贫苦出身，所以爷爷的爱兵如子，是有生活基础的。”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出草地，腊子口便是他们通往陕北的最后一道难关。

当时，部队的物质供应十分困难，大部分同志身上穿的还是从苏区出发时带的衣服，有的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爷爷也和同志们一样，身上穿的衣服非常单薄。在分配战利品时，同志们考虑到爷爷的年纪大了，一致要求把那件皮大衣筒子送给他。爷爷说：“这件皮大衣筒子是战利品，应作公用。先放着，待天冷了时，给站岗的同志用。”

转眼已是1936年的秋末时节，部队来到甘南的渭水河边。这里的天气变化无常，中午太阳毒热，夜里寒风刺骨。一天，爷爷办完公后，去到总部电台的驻地。

值班室在一家老乡的旧房子里，墙壁裂了缝，纸裱的窗户透了几个孔，直往屋里灌风。值班的报务员正坐在电台跟前，头戴耳机，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党中央电台的讯源。他身上穿着单薄的衣服，冷风打来，身子微微颤动……爷爷目睹了这一情景，与报务员聊了几句，便回去让人把皮大衣筒子给他送过去。从此，这件皮大衣筒子就成了总部电台的公用大衣。

讲述人：左太北，76岁，左权（时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之女——“父亲在给奶奶的信中就写过，要用长征精神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想，只要长征精神永存，中华民族没有做不成的事。”

1935年5月红军到达泸沽，准备强渡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父亲率红二师五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向大树堡前进，担任佯攻，钳制和吸引大树堡对岸之敌，以保证我军主力经冕宁北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过夹金山时，父亲病了，聂荣臻也病了，当时部队只弄来一副担架，行军时，他们俩人总是互相推让。山上白雪纷飞，上山的人都成了雪人。到傍晚，天气奇冷，父亲拄着拐棍，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当翻过夹金山，与聂荣臻相遇时，两人紧紧地握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部队在懋功达维镇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军委决定将红一军团改编番号为第一军，父亲任军参谋长。不久红一军被编入右路军，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奉命最先过草地。父亲与同志们一起亲尝百草，找出30余种可食的野草野蘑以作大部队充饥之用。经过6个艰难的日日夜夜，大家顶风雨、战严寒，忍饥受冻，艰苦跋涉，终于走出了茫茫大草地。

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讲述人：徐文惠，77岁，徐海东（时任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等职）之女——“有的叔叔评价父亲打起仗来是个凶老头，打完仗是个好老头。父亲却说，在战场上你要不厉害，时机就丢了，是要牺牲人命的。”

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当时我父亲已经当了师长，就让他这个师担任阻击任务，阻挡国民党对四方面军的追击。我父亲这个师准备全方面牺牲，保卫大部队转移，所以没有告诉我父亲部队要往哪转移。

结果我父亲这个师把敌人打退了，还占领了阵地。由于不知道四方面军的位置，我父亲便把四方面军掉队的、受伤的，还有地方武装集结起来，重新组建红25军，坚持在鄂豫皖斗争。

后来，红25军部队打到离西安只有18公里的长安县城，抓着了县太爷。父亲让县太爷给西安城防部队司令打电话求援。西安方面回话，城防军全调到西边阻击红军去了，这时候我父亲才获知毛主席他们的军队在哪个方向。

他们在西南公路抓了一个少将参议，从他口中也证实西安城防17路军和胡宗南的部队差不多24万人，调往腊子口方向去阻击毛主席他们去了。

随后，在1935年7月，我父亲和吴焕先政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开了个紧急会议，说他们这3000多人准备全部牺牲，也要把国民党的二十几万军队吸引到红25军方向来，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

于是他们不走山区，走大路，专门暴露自己，就是为了让敌人把枪口对着红25军打，让中央红军能够顺利渡过腊子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