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当县委书记解读县委书记

夏自钊

66 岁的李克军一点也没有退休老干部的威严，他笑谈自己不过是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里讲实话的小孩子。

李克军在黑龙江延寿县和阿城市曾当过9年的党委书记，2011年才从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爱写爱说是他的习惯，为了“文章不写半句空”，李克军利用在各地巡视的机会深入调研，并深度访谈县市领导。

他越发感觉到县委书记是中国政治的“活标本”，而有些媒体和学者，对县委书记和县域治理往往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我觉得这是应该补充的空缺。只有把县委书记群体真正‘读懂，进而把县级政治真正‘读透，才能对中国政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相对科学准确的判断。”李克军说。

老书记探究官场奥秘

李克军笑谈自己上了写文章和出书的“贼船”，但上得无怨无悔，“上船”始于2009年的一篇约稿文章。

2009年，一些媒体和学术界的朋友们说县市工作有点看不透，于是李克军应邀写了一篇题为《县市工作的最大特点是行无定则》的文章。李克军认为，没有县委书记们及广大基层干部的灵活务实，改革开放难以顺利进行，一些社会矛盾也难以得到有效化解。但是，“行无定则”也包含着一定的“非规行为”和不良手段，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当时的舆论对县委书记有两极化的评价，一种是“天使化”，另一种是“妖魔化”。县委书记这个官员群体到底是怎样的，这篇文章之后，李克军开始对县委书记的思想、行为及其形成的体制性因素进行调查与研究。他先后走访了20多名县委书记，并阅读了近年来的一些报道和部分学者的专著，最终完成《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一书。

在这本书里，李克军梳理了近百名县委书记的主政谋略。“表面看，我们大权在握，对治内的事情一锤定音。可内心深处，我们有太多的压力和责任、太多的苦恼。”“当县委书记，本事少的愁死，胆子小的吓死，心胸窄的憋死，脾气暴的气死，想不开的冤死，身体差的累死。”这是他采访的一些县委书记的心声。

李克军对县委书记这一群体从发展经济、跑要资金、关系运营、维护稳定、改革攻坚等十个方面进行了解读，希望从县委书记的真实思想和主政行为展示一个具有多重性的中国官员群体。李克军梳理的绝大多数县委书记，既有“执政为民，造福一方”的理念和程度不同的“先忧后乐”情怀，但又不能完全摆脱职务升迁、生活安逸、封妻荫子、名留青史等个人利益方面的谋算和追求。

为了完成对县委书记群体的调查，李克军利用在各地巡视的机会，找当地的县委书记访谈、聊天。一些桌面下的潜规则，县委书记们能说实话吗？对此，他并不担心。

“我当书记时，他们有的是副县长，就是和我最接近的也只是副书记，因此对我挺尊重，称呼我‘前辈。我跟他们说想写本书，但不一定出，就是想记录一下县委书记的真实感受。”李克军说，“现在出版的书中，对他们也都是匿名或者化名处理的。”

另一个方法是抛砖引玉。到地方巡视一般都是两个月的时间，天天待在一起，混熟了也就少了戒心。李克军把自己当县委书记的亲身经历说出来，遇到问题怎么处理，如何化解，对方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他们如果说的太假，我一听就知道。当然也不会奢望他们说的太真。我写的东西，基本上真实地反映现实就可以了，完全地反映可能做不到，因为很多隐秘的东西找不出来，真有个别渠道拿到手了，还不一定能写出来。”李克军说。

坚持“官话实说”的使命感

李克军2012年就完成了书稿，但出版却颇多波折。当时十多家出版社都表示：“书稿很有分量，但题材过于敏感，风险较大。”

“这期间的波折太多，曾经也想过放弃，但总觉得有点可惜，毕竟是一番心血。”李克军很庆幸，最后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

家人和朋友对他的调研和写作，支持的少，反对的多，主要是觉得写这种文章有风险。但他依然坚持，因为他心里有一份要承担的使命感。

在李克军看来，通过分析县委书记群体，让更多的人了解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知道政治运作是什么样的，对于增进改革共识，共同优化政治生态，促进地方治理，具有一定意义。

“我自知才疏学浅，我的观点也没什么新奇，之所以引起关注，真话实话罢了。其实，体制内很多人比我还明白，只是很少有人说出来而已，我也就是《皇帝的新衣》里敢讲实话的小孩子。”李克军说。

反对他写东西的另一个理由是“你一个小小芝麻官，建议再好也没人理睬”。对此，李克军表示：“我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发出声音。在中国，对基层权力运作进行调查研究的人很多，但是体制内中层干部来做这件事情的应该是凤毛麟角。”

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李克军认为，要真正研究县委书记和县域治理，一定要努力逼近真相。1998年5月，黑龙江省某县发生一起上访群众卧轨造成铁路运输中断两天并致一人死亡的恶性事件，这就是当时震惊全省的“灯火村事件”。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李克军印象很深，总想深入了解事情原委，并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

在巡视组期间，李克军曾找那个县要了一份反思检讨该事件的材料，看过之后发现很多是为政府辩护，而且不少情况调查不明。他觉得应该亲自前去，了解事件真相。

2011年1月，在正式退休前不久，他顶风冒雪，驱车4个多小时，行程300多公里，来到那个县。本想和事件发生地的群众聊聊，但遗憾的是灯火村已经整体搬迁。他找到当年的县委书记和参与事件处理的几名干部，又查阅了有关文档，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大体的了解。李克军发现，从县委汇报和相关人员的言谈看，事件原因找得并不准确，教训总结得也不到位。

“除了少数亲历者，市县两级多数领导都对这起事件的原委不甚了了。至于如何从这起事件中深刻反思基层治理体制的弊端，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减少社会矛盾和震荡，恐怕更鲜有深入思考了。”李克军若有所思，“我想调查真相，说点实话，也敢说实话，但也不可能处处说真话。”

主政县域的故事

当问及县域施政理念时，李克军思考片刻答道：“其实也没有什么理念，要有的话，就是中庸平衡：经济发展好一点，社会安定一些，尽可能让老百姓多得实惠；自己平稳进步，安全着陆，既要留下足迹，又不过于张扬。近9年的县委书记岗位上，这些基本都做到了。”

村级债务如今已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但解决起来殊为不易。李克军早在2001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花大力气清算了村级债务，并处分了10多名干部。谈及这件事，他十分感慨：“如果说生态保护是为人民‘做好事，这件事就是‘治坏事。前者不难，利用公共资源、争取上面财力、发动群众，总能做点事情，但后者却不然，因为治坏事会伤干部，利益调整是最难的。”

“对上负责”是官员保位升迁的常识，也正因为如此，李克军两次“扛上”的经历让他既感欣慰，又觉无奈。

2003年，李克军在阿城期间，省里决定在阿城境内的高速公路两旁建立绿色通道。如完成这项任务，需毁掉良田1000多亩。给农民的补偿款怎么解决？除了将用于山区的退耕还林补偿资金挪过来，市财政每年还要拿出100多万元。

很明显，这是得不偿失的事。常委会上，大家都觉得是省里下达的任务，不好推脱。但李克军明确表示：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但第一，本级政府不拿补贴款；第二，不能强迫农民毁田植树。后来，经过争取，上级增加了补贴，勉强完成了任务。

“我冒着被通报批评和影响提职的风险，用‘柔软的肩膀有限地‘扛上了一把，值得欣慰。但是最后还是毁了部分良田，有些遗憾。对上负责、对下负责难以统一，实属无奈。”李克军说。

在阿城期间，李克军还有一次“扛上”。2002年，上级领导介绍一个开发商到阿城某地开发滑雪场，但是该地根本不适合建滑雪场。李克军决定“牌走正张”，提出该不该建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和专家说了算，最后，滑雪场没能建成。

“有人说我后来调离阿城来到省委巡视组担任很多人眼中的闲职与此有关，即便是真的，我也无怨无悔。”李克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