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彭逸林

我上中学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大杂院里的孩子们整天无所事事，三五成群到大街上闲逛。街头少年的一大乐趣，就是听大孩子讲点笑话，或者在入夜时听鬼故事。

大杂院里有一户来自江南的人家。有一年春节后，他家的客人留下了革命京剧《红灯记》剧作全本，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两本书。它们被我借到。我一下子就被刘备、关羽、张飞，以及宋江、李逵、林冲这些人物吸引住了，恨不得不吃不睡一口气将书读完。那时大杂院的厨房是公用的，一家一个火炉，沿着厨房墙脚摆一圈，烧蜂窝煤。我坐在自家火炉前，一面摇着葵扇给火炉扇风，一面捧着《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读。厨房里烟熏火燎、煤渣遍地，我岿然不动，目不转睛。一次，我家隔壁70多岁的老奶奶来厨房，拿着烧红了的铁钎，要在木棍上钻眼。她眼神不好，无意中戳到了蹲在地上专心看书的我，我的耳朵被烫伤了。书中的诗词我是不看的，也看不明白；只是被故事情节牵引着往下溜，停不住。书中人物的侠肝义胆则激荡着我的内心，我想象自己能否忝列英雄群体。刘备、宋江优柔寡断，还有点哕唆，就像后来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里的唐僧，我没有兴趣；关云长魁梧豪侠，自己高攀不上；张飞、李逵蛮不讲理，非我心仪；赵子龙太帅，自己不敢冒充。而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专业，武功好，人也低调、谦和，更走运的是身边还有娘子，美到让人嫉妒。受高衙内陷害，林冲被逼上梁山，一生悲壮，却更显崇高。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理解林冲是因为美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他被逼上梁山的故事里看到了隐藏的爱情和爱情悲剧中革命的崇高。我并未看出招安与造反的路线斗争，却看出来爱情与革命，可见思想并不单纯。

我家养着五光十色的热带鱼。一天，一个戴着眼镜、身材瘦削的少年突然来我家。说他是隔壁邮政大院的，叫柏桦，找我是想要点鱼苗。就这样我们有了交往。

一天傍晚，柏桦兴奋地跑来找我，气喘吁吁，把我拉到院子后面的小山坡上，俯瞰着脚下的嘉陵江，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他的学校组织学生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那是小说《红岩》中关押革命者的牢狱。回来后他写了一首诗。他激动地念出来，我只记得开首“柏塔森森……”，是写那地方阴森可怖，接下来大意是写一个激情少年对历史的沉思。有些抑郁和悲悯。虽然柏桦参观的是革命教育基地，但是他抒发的是个人面对历史的哀伤。这在当时让我惊讶。我们相见恨晚，开始去寻找徐志摩、戴望舒的足迹。了解现代诗歌。多年以后，我与柏桦考上大学，一个在成都，一个在广州，频繁通信，谈的全是文学。再后来，我们大学毕业回到重庆，与从湖南来四川外语学院读研究生的张枣相识，一度醉心于现代诗歌创作。

对文学的热爱，使我在校园里也有了文友、知己。那时，我就读的重庆市第六中学，在郊区开办了高中分校，距城区100多公里，学生轮换着去分校。在分校冷寂的环境里，下苦功读艰涩的古典诗赋，几乎是唯一的排解孤独的方法。我和杨江、史铁尔在乡村旷野里迎着肃杀的秋风，诵读屈原的《离骚》，尽管不能完全明白，但也知道英雄失落而生幽怨，有了惺惺相惜之感，以及穿越古今的感怀。我们偶尔用粮票向农民换几个鸡蛋，到集上买几瓶啤酒，在竹林间聚会，吟诵古人詩词，这就萌生了名士心境。其间我读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自己的想象又从林冲变作了阮籍，觉得魏晋名士才真正有趣，才有不凡情怀。

读书是学习，运用知识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读古典文学让我有了知识自信，自信是藏不住的，总想应用，这就要写作。红色燃情时代写作主要阵地是墙上——大字报。我以骈体文形式，写了一篇表达革命决心的稿件。杨江擅书法，连夜用毛笔抄录在一张纸上，张贴于主教学楼前。文字我已记不住了，没有留下底稿，内容大体是引经据典、愤世嫉俗，半文半白，有对仗，有声韵。这张大字报一时轰动学校，连语文老师也在争论这张大字报究竟是学生写的，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操刀。对于中学生来说，这也算学有所成，我心中窃喜。从此我下决心学文学，要成作家；后来考大学中文系，写诗，写小说，再后来转而研究媒介文化：这都是当年读书志趣的延伸和扩展。

我中学时代没有高考，没有招工。人们随波逐流，没有明确的前途。当时我对人生没有什么规划，也无法规划；读书出于兴趣，也培养了志向。当年志趣相投的书友，在后来恢复高考时都考上了大学，成了学者。柏桦和张枣都是中国当代诗歌领域有很大影响力的诗人。张枣后来留学德国，英年早逝；柏桦、杨江、史铁尔现都在高校任教。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不是炫耀，而是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