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没有标准答案

“幸福”之所以很难回答，是因为在社会学的概念里，幸福并不客观存在，“没有哪一种模式说，我怎样就一定幸福了，很多时候幸福是一个被社会建构出来的概念。”

“你幸福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经抛出后，收到的答案却千奇百怪——“不幸福，我跟你说话的时候，队被人插了。” “我姓曾。”“我耳朵不好。”……

路人的回答一度令记者语塞，但是从这些“非套路”的回答中可以比较明显看到的是，人们在面对幸福与否的提问时有一定程度的回避。

“幸福”之所以很难回答，是因为在社会学的概念里，幸福并不客观存在，“没有哪一种模式说，我怎样就一定幸福了，很多时候幸福是一个被社会建构出来的概念。”复旦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这样说道。

而沈奕斐自己却很偶然地成为了社会所谓“幸福”的“理想模式”——25岁结婚，27岁有了第一个孩子，32岁生了第二个孩子，丈夫事业有成，自己的事业也很顺利，生活滋润丰富。但沈奕斐指出，当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思维多元化趋向，这种传统观念上的幸福模式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模式势必不可能适合所有女性。

“宝宝”的家庭怎么了？

8月14日凌晨，著名演员王宝强于新浪微博发表离婚声明，经过梳理，人们可概括出该事件核心是，“老婆出轨经纪人卷钱跑了，宝宝心里苦啊！”

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吃瓜群众在傻眼的同时也没忘了进行“深度调查”，目前，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所谓出轨“证据”和用以对比观察的王宝强历史采访。其中有一条是2014年王宝强在接受采访时的回答：“我好好工作，其他的都交给太太，所以我从来没有私房钱、没有工资卡，全部在太太身上，所以我很幸福。”

仅仅两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如此反转。对此，沈奕斐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从王宝强的性格上可以看出，他对于幸福的标准属于较为传统的模式——事业有成，理想的妻子与一双儿女，“因此，在事情发生之前，王宝强始终认为自己的生活与期望值相契合。同样，由于受到性格影响，王宝强对于情感的感知性不强，当家庭已经亮起红灯时，亲友或许早已察觉的时候，他仍旧沉浸在自我的幸福之中。”

但对于女性而言却未必如此。“女性的感知力相较男性更为敏感，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对于细节的追求远高于男性，其对于情绪的确认与需求也远高于男性。”沈奕斐进一步分析道，在这段婚姻中，王宝强的妻子违背婚姻契约的行为毋庸置疑是错误的，但是于她而言，王宝强在细节和情绪上的表现没有达到她的期望值，使得她丧失了家庭幸福感，当然这绝不是出轨的理由。

正如沈奕斐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讨论“幸福感”时，更多的情况是在家庭领域进行讨论，如果是个人领域，人们则偏向于用“成就感”来形容。

去年年底，上海市妇儿工委、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曾发布有关上海女性幸福指数调研报告。报告表明，从幸福指数来看，上海女性对家庭关系的幸福指数最高，达到3.98，接近“非常满意”。

“通过婚姻关系建立的家庭是最常被人们所讨论的因素，但是，耶鲁大学提出更广义的家庭可以看作是具有亲密关系的共同体，包括个人的原生家庭、可以被称为“类家人”的亲密友人或同事等，这些都是会对女性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家庭因素。”沈奕斐表示。

而报告亦指出，未婚和婚龄20年以上的女性幸福指数最高。

“进入第20年的婚姻相对稳定，这时安全感达到最高，幸福感自然也随之达到最高。”沈奕斐表示，但需要明晰的是，家庭的稳定是指人员的稳定，家庭生活最好还是要有变化。

就如著名歌唱家龚琳娜所说：“家庭的幸福需要很多小妙招，婚姻必须要有乐趣而不是一旦结婚就结束了，我和我老公有一个规定，夫妻吵架以后一定要惩罚，惩罚的方式就是亲吻五分钟不能停。”

再来看“宝宝”的婚姻，正好进入第七年。而有关“七年之痒”的说法，沈奕斐表示，在早期海外学术里证明是与孩子相关，“按照生命周期，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生第一个孩子，此时家庭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一般来说两年后再生一个孩子。到7年以后，人们会发现，这两个孩子已经不需要同早期一样过多的关注，此时，夫妻双方都发觉应该有各自的生活了，所以婚后6到7年，夫妻关系进入最不稳定时期，双方焦点分散，也就是说在这段婚姻关系中安全感迅速下降，幸福感必然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孩子与“性福”

在谈到孩子在家庭关系里，对女性的幸福感到底有多大影响时，中国性学会女性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辅助生殖医学科主任滕晓明说，他的工作就是帮助一些需要追求幸福的或者不幸福的那些家庭和女性解决其痛苦，让他们踏入幸福的殿堂里面去。

滕晓明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现年55岁的女士，25岁结婚后，她没要孩子而是与丈夫两个人齐心协力打拼事业。直到40岁那年，她意外怀孕，但当时她正准备前往美国开分公司。这位女士陷入了纠结：孩子要还是不要？考虑再三后，她觉得以后再怀孕没有问题，便毅然拿掉孩子飞到了美国。美国分公司如愿发展得非常顺利。两年后，她42岁回国备孕，但足足一年没有怀孕;43岁，去医院，抽血、检查、打针、吃药做B超，折腾了一年还是没有怀孕;之后，她也尝试过试管婴儿，连做了三次都没有成功。一直拼到50岁，不幸的是，这位求子不成的女士，丈夫查出严重疾病，还好目前病情控制得很好。现在，她终于放弃漫漫求子路。但是，在这位女士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她说：“曾经，我跟老公走在路上看到前面走过来的孩子，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目送孩子从前面走过一直到看不见，我们俩再牵着手往前走，我太喜欢孩子了，可惜……”

滕晓明说，这位女士在某些方面非常幸福，她事业有成，夫妻相濡以沫，“50多岁还手牵手走在街上，但是如果她们夫妇能牵着孩子的手走在大街上，她心中的幸福感会更满”。

然而，现实生活中，像这位女士这样还能感到幸福的只是少数，滕晓明坦言，更多没有孩子的已婚女性面临的是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这些压力甚至让正常的“夫妻生活”变成“造人战场”，往往屡求不得的同时“夫妻生活”质量下降，“没了性福的同时，严重的不得不面临家庭破裂，也没了幸福。”

滕晓明无比感慨地说道：“我认为，为人女儿是一种幸福，为人妻也是一种幸福，为人母更是一种幸福。”

职场女性VS全职太太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早已不是与社会隔离的“煮妇”，家庭之外还有更多因素影响着女性的幸福感。

早期人类社会，相对于男性狩猎的不稳定性，女性从事的采集工作更能保证族群的生存，于是出现了“母系时代”，但是随着农业发展的成熟，男性凭借体力优势逐渐接过主导社会发展的指挥棒。现如今，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近代以来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正迎来全新的平等时代，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女性跟男性享有同样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女性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据上述华师大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影响女性幸福指数的因素中，职业所带来的幸福指数位列第三，数值高达3.45，可看出女性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与社会认可对于女性幸福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家庭与事业，越来越多的企业推出相关的关怀计划，例如：设立专门的母婴室，更好地关爱坚持母乳喂养的职场妈妈;设置弹性工作时间，以方便需要照顾家庭的女性员工……

“在一些世界500强企业里，企业往往让女性在生育、休产假期间调整工作量并给予学习的机会，等到重返职场的时候会给予女性更高的职位。”沈奕斐认为，这些都对女性增加对企业的忠诚度和自身的幸福感起到了助推作用。

报告同时显示，经济独立是上海女性物质条件幸福感的主要来源，经济越独立女性的幸福感越高，但是，经济独立的含义是指女性希望拥有经济安全感而不需要过分追求金钱，沈奕斐解释道：“幸福感与金钱之间的关系是，随着金钱数额的提高会感到愈加幸福，但是当金钱数额提高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增加的金钱带来的边际效益就不那么显著了。”

职场给女性带来的成就感是否表明一旦女性离开职场，事业的缺位会使得女性再次处于不平等地位并且感到不幸福呢？对此，社会上出现了观点各异的论调，其中不乏较为极端的说法：“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最后却选择做毫无技术含量的家庭妇女？”

近年来，随着国家放开“二孩”政策等因素，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和高薪职业女性选择回归家庭成为或者暂时成为全职太太。

现年41岁的杨蕾就是一位选择离开高薪职位回归家庭的女性，但是她不认为选择“回家”就是迈向不平等或不幸福的道路，“回家”后她将在职业领域形成的意识运用到家庭生活中，空余时间学习烘焙技能、做手工并将日常生活安排得愈加精细化，还可以增加陪伴孩子的时间，督促孩子的学习。

只要处理好自身的事业心，留在职场或者当一位全职太太无非是选择而已，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全职太太的意义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标签化“女大学生”亦不可取。

沈奕斐告诉记者，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学历的高低是划分女性幸福感的标准，“将子女教育和家庭事务处理视为琐碎的、无价值的这种认知本身就带有偏见和歧视，在许多发达国家，全职太太就是一种职业，同样享受正当的社会保障政策，部分国家还会通过形式不一的方式发放工资以保障全职太太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

沈奕斐还指出，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聚集了更多的喜欢挑战、喜欢竞争的群体，但是如果把这种竞争单纯理解为是通过职场竞争获取幸福就显得过于狭隘，关键还是在于女性自身对于事业心和成就感的合理放置。

“幸福”的真相不止一个

职业和家庭是当代女性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但它们既不是唯一来源也不是最重要的来源，那么，“幸福”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经调查，约七成的受访者认为幸福感源于身心健康。“随着近年来养生的火爆可看出人们对于健康意识的提高，一个人生病自然不可能感到幸福，身体健康是女性幸福最基本的保障，只有身体无恙才有底气谈论家庭与职场能带来的幸福。”沈奕斐补充道。

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中，尤其是在一线城市，仅仅是身体上的健康已经不能代表一个女性是完全健康的，心理上的健康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男女之间对于幸福感缘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华师大的研究报告中或许能找到答案：75.6%的受调查女性感到有压力，但91.1%的女性认为自己善于排解烦恼，95.2%的女性对生活充满希望、积极乐观，91.7%的女性经常感到心情愉快，说明她们善于自我排解烦恼，对生活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滕晓明也指出：“人在社会当中幸福不幸福完全靠自己调节。”

但是，这不代表在所有情景下女性都能实现完美调节从而获得幸福，前文曾提到期望值是影响“宝宝”婚姻的重要因素，当期望值过高而现实情况过低时幸福感依旧会大打折扣。部分情景因素，诸如：空气质量、国家政策、饮食安全等等不可能通过个体的调节就能达到人的理想值。举例而言，当一个爱美的女性在外出前画了一个精致的妆，打开门的那一刻却发现雾霾过于严重不得不戴上口罩时，好心情会瞬然消失。

“幸福感”是一个主观概念，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选择的女性其思维逻辑的构成不同，受到的具体影响因素也不同，因此，幸福没有统一的模式也就没有标准答案。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模式”

沈奕斐表示，在社会学概念里，幸福是一个被社会建构出来的主观概念，不是客观存在，正如在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里幸福就是成家立业，子女绕膝，缺一不可，因此，在整个社会朝着多元化发展时，生搬硬套所谓“大多数人”的幸福模式，很可能会给个人带来更多的不幸。

正如某白领话剧里写到的：“一个没有剩女的城市，不能叫国际大都市。”有的女性可能更在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的则可能更在乎自己的成就感，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多元的，幸福模式也是很多元的，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体验、原生家庭的环境。

“当一个女性处在她很舒服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里时，她的幸福感肯定是最强的，这是一个匹配关系。”沈奕斐建议，女性要做自己，发现自己，不断地去挖掘自己，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模式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感。

同时，在沈奕斐看来，当代中国社会在“幸福感”这一问题上最大的矛盾点不是个人，而是意识的进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落后。

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体现了社会对于人的自动调节，女性的生活方式理论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现实情况却是，一位中国的全职太太如果没有职场的依靠几乎等同于无业，一旦面临离婚女方的赡养费很低，主控权也掌握在丈夫手上。但是，在国外做全职太太的很多都是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以上的女性，底层妇女受到经济条件限制反而很难做一名全职太太。中产阶级社区生活能够为女性提供很多条件，包括让全职太太们主持社区的管理等等，所以国外的全职太太的生活往往是家庭生活+社区生活。但是，中国的全职太太们社区生活很少，她们更多的时候处在缺少公共事务参与的社群生活中。

职场亦不例外，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推出女性关怀计划，但还是有不少企业在女性结婚怀孕时就开始戴着有色眼镜对待。

“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女性幸福感的获得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沈奕斐毫不避讳地指出，女性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意义下确实促进了男女平等，有助于提升女性幸福感，但是，如果只是女性自身意识到地位提高了并且希望平等，但社会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女性地位，并且没有给予合理的支持系统和保障体系，“那么这种意识本身的提高和平等意识的增加，与实际情况形成的落差，某种意义上不仅对幸福感没有促进作用，还可能会导致更加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