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有没有自己的方法
——白谦慎、薛龙春对话
薛龙春(以下简称“薛”):一转眼,三联书店版《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2006年4月1日出版)出版已十年了。记得当时有人说,傅山有什么好研究的?他不过是二流甚至三流的书家。这个观念在中国书学界曾经深入人心,就是学术要做大题目。其实说得也没错,艺术史研究的选题确实不能太小,但对于什么是“大”却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名气大、水平高是大,但素材的丰富性也是一种大。傅山的书法虽谈不上是一流,但他在明末清初书风嬗变的过程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既体现了晚明尚奇的美学旨趣,又是清初碑学的嚆矢,那么该个案所关心的就不仅是傅山的学书历程及其特色,而是从中观察一个时代的风气转换及其内在的机制。这个课题,您当时是如何选取与确立的?
白谦慎(以下简称“白”):我想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结构来选题。1989年秋,张充和先生向班宗华教授推荐我时说:“你的学生都是研究绘画的,我给你推荐一个研究书法的。”她的推荐决定了我将以书法史为主攻方向。入学不久,王方宇先生和班宗华教授策划的“荷园主人:八大山人生平与艺术(1626—1705)”展览就开幕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在筹备中。当时,邀请了刘九庵、汪世清、吴同、乔迅(Jonathan Hay)等学者。当他们送来发言题目后,班教授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学者讨论八大山人的书法。记得一天下午上完课后,我和班教授一起下楼,他突然问我能不能在讨论会上就八大的书法做个发言,我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