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立的铁牌为何“生锈”

文_刘吉同

皇帝立的铁牌为何“生锈”

文_刘吉同

清顺治十年，皇帝颁布了关于太监的“六不许”，即“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接外官”等等。两年后，顺治皇帝又命工部铸立铁牌三块，上铸“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并将铁牌分别置于内务府等衙门。

然而，顺治立的这块铁牌，从立的那天起就开始生“锈”，到了晚清就彻底“锈”了。从咸丰到宣统，先后出了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三个炙手可热的大太监。安德海被喻为清朝的魏忠贤，李莲英权倾朝野，张兰德则“贵敌王侯，富埒天子”。若按铁牌定罪，这三人恐怕凌迟十次都不为过。

其实，顺治帝只是把明洪武的铁牌闹剧又演绎了一遍罢了。朱元璋称帝后，深知汉唐宦祸之害，于洪武二年（1369）给宦官下了“七不得”的禁令，即“不得识字，不得与外宦有书信往来，不得干预政事”等，并且在皇宫门前立下一块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然而，没过多少年，恶阉便一个个“横空出世”，比如王振、汪直、刘瑾、孙隆、魏忠贤，等等，其干政的劣迹可谓罄竹难书。王振羽毛丰满后，干脆连太祖立的那块铁牌也砸掉了。

顺治也好，洪武也罢，他们立的铁牌最后怎么都没用了？原因或许很多，但有三点至关重要：其一，人治的结果。皇权专制是典型的人治，“一朝天子一个法”乃其常态，对于“祖制”，后继者可是货真价实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对我有利时就把它抬出来，不利时则弃之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