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红岭
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正义伦理转型
■宋红岭
一
金庸小说具有现代性,这个判断并非不证自明。人们在评价金庸小说时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其作品中大量演绎过的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想到金庸小说与儒释道传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认为金庸是一位有古典主义情结的作家。最近的例证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也认为金庸小说代表了中国极度向往的传统精神,金庸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他们(金庸的武侠小说)展现的是塑造了向一切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东西的致敬:中国的历史、文学、艺术、思想、社会秩序、传统和道德价值。这是中国人认同的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他们灵魂深处极为小心地进行珍藏。”①顾彬先生的评价显然只看到了金庸深受古典文化熏陶的一面,而忽略了金庸作为一位现代作家其作品具有现代性的另一面。
对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问题,严家炎先生的《金庸小说论稿》里专门辟出一章阐述“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理解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即:否定旧武侠的仇杀观念;摆脱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放弃传统正、邪黑白二分法;舍弃旧武侠行侠——报国——封荫的情节套路;作品潜藏着独立批判精神;人物心理符合现代精神分析学。严先生进而认为:“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将武侠精神自单纯的哥们义气提高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高度,突破了旧武侠小说思想内容上的种种局限,做到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