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形式主义，难不难？

徐浩程

反 形式主义要求简化接待，具体要求之一就是不要到高速路口迎接。

那问题来了。如果某地为迎接上级调研或者检查，几名党员干部驾公车到高速公路路口迎接。这种情况，是否问责？又应如何问责？

记者就此咨询了数名纪检监察干部，说法各异。

有的说，这应该不算公车私用，如果要问责，可能从违反工作纪律方面比较合适。

有的称，应该从政治纪律方面问责，因为“八项规定”是中央政策，当地显然落实政策不力。

也有的建议，除非迎接后出现车祸，或者其他造成社会重大影响的事故，如果仅仅是迎接，未必一定要进行纪律审查与问责，谈话函询，或者领导批评教育就行了。

通过这个事例，可以直观看到，为什么中央将反形式主义列为反“四风”首位，但各地问责却并不多。

界定难

科层制作为现代政治执行的核心制度之一，强调的是程序、规定、文书等，这些因素都需要以一定形式体现出来。这就使得现代政治是高度重视形式的政治。在实际工作中，与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等有一定具体的标准不同，一些形式比较好界定，一些形式到底是必要的形式，还是形式主义，界定起来就比较难。

比较好界定的情况是，各方已经形成了共识的，比如调研“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接待强调复杂繁琐的环节与形式；讲话言之无物、大而空等等。

这些形式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本身存在的价值就不大。

但另外一些形式主义，则是本身形式没有问题，只是在操作过程中，有些地方被形式扭曲，成为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存在一些认定要件，比如不切实际等，但具体到某件事情上，就比较难以界定。

比如一些地方在做不动产统一登记启动仪式，算不算形式主义？

就一项工作专门举办一个启动仪式，邀请多名领导、嘉宾参加，似乎有形式主义的嫌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动产统一登记这项工作本来就比较难推进，是在“啃硬骨头”，通过一定仪式，尤其是主要领导参加、讲话，可以显示党委政府推动这项工作的决心，为登记顺利进行扫清一些障碍，似乎又不是形式主义。

采访中，一名党员干部就提及当地为解决流动党员党组织生活问题，花费100多万元设计了一个网上党课系统。“系统面临着一些问题，甚至可以说效果不明显，有人就说是不求实效的形式主义。”在大多数党员看来，有些形式，有比没有好，尤其在当前地方创新积极性不强的情况下，应该鼓励创新，而不是用形式主义的帽子一棍子打死。

形式还是形式主义，主要看初衷是解决实际问题、求实效，还是应付、走形式。但有些实际工作要虚实结合，两方面都有才行，这时候，是形式还是形式主义，就很模糊。

在公款吃喝等问题上，各级纪委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给什么是奢靡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标准，但在形式主义上，由于相关典型案例不多，具体到一些事情上，标准难以界定。

监督难

十八大后反“四风”以来，奢靡之风、享乐主义中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改善、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除了上行下效之外，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一名县纪委信访室干部称，当地公款吃喝、违规举办婚宴等线索，70%左右是通过各种渠道的举报获得的。如高档酒店、会所等都有具体载体，群众能监督，也乐于监督。

但形式主义要让群众来监督，就相对比较难。它更多体现在党政公务运行中、在体制内，体制外的群众难以监督。

“某个部门一年发了多少文件可能从文件编号上，能了解一个大致情况，但出了多少信息、简报，其他部门的可能都不了解，不要说一般群众了。”一名党员干部称，当地虽然对文件、会议减少多少，有一个浮动的指标，但各个部门到底减少了多少，一般只有办公室等相关职能部门能掌握。

更有基层干部坦言，一些地方，对形式的追求，不是为了遵守制度性权威，而是为了投某些领导个人所好，或者向下级炫耀权威，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好处或者优待。

比如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只是为了吸引上级的重视，获得个人升迁上的更多优势；一些热衷于看风向、赶时髦，喊不着边际的空口号，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求所谓“规模效应”，则是为了向下级显示自己的权威。

一旦这些形式主义，得到上级或者主要领导默认，就容易“传染”，成为一种潜规则或者制度惯性，影响政治生态。这就让一些相关职能部门对形式主义难以点破。

定性难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称，责任书“打白条”是形式主义作怪，文章批评一些地方表面上热衷于签订责任书，但在实际操作中，种类繁多的责任书却成为了“压箱底”的一堆废纸，“责任书年年签，签了这家签那家，签完就锁柜子里，签了也白签，白签谁不签”。

还有文山会海现象，在一些地方也没有得到明显转变。这些形式主义如果要问责，应该由哪个部门来问责？如果是纪委问责，这些现象又应该如何定性？违反了六大纪律中的哪一条？这些目前都比较模糊。

采访中，不少党员干部称，问责形式主义不应该全部由纪委负责，因为，有些形式主义难说违反了党纪。

目前少有的几例地方问责“应付了事”的形式主义多是党委政府出面。比如去年底，河南开封市发改委两名官员，对市政府要求报送的汇报材料应付了事，写了仅区区6行字，并谎称经单位党委会议专题研究，遭到市委市政府督查局的问责。

但如果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搞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可能就需要纪委出面问责。

2014年以来，很多地方都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将“形象工程”等纳入问责范围。比如云南的《云南省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试行）》就提出，有这些现象，可以责令辞职、免职等。

相对具体问责而言，各地巡视报告对形式主义批判得更严重。中央巡视组2014年就曾指出云南“一些地方热衷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提出‘城市亮丽转身，大拆大建，前任挖地栽树、后任挖树种花”。

当前各地巡视整改报告中，“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已成为重点整改内容。其中，辽宁通报称，一些市县为追求政绩弄虚作假，举债搞形象工程；福建通报称，“有的城市改造搞形象工程，大拆大建，群众对天天生活在脚手架下有意见”。

要扭转形式主义现象和作风，需要更强有力的问责。但也应该看到，问责切不可盲目扩大化。“由于形式主义界定本来就比较模糊，相关问责一旦运用不恰当，就有可能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一名党员干部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