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形式主义，已做与可做

徐浩程

这 是邓小平1951年5月29日的一个批示。当时他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司法工作会议计划出会刊，准备登载他在会议上的讲话，秘书人员将讲话记录稿送请他修改。

5月29日，邓小平专门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周钦岳、办公厅主任胡光，批评“会议都出专刊”是形式主义，“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

形式主义由来已久，很早以来党委政府就致力于力戒形式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其中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与继续发扬。

“开一个老实会议”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一直对长篇累牍、“文山会海”十分反感，批评形式主义的浮华文风会害死人，也身体力行反对形式主义，要求尽量减少发文，可发可不发的坚决不要发。

1950年10月，西南司法部起草了一份人民法庭组织条例，请邓小平审定。邓小平阅后于11月3日写信给西南局秘书长孙志远：“中央所颁‘人民法庭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个别具体问题，改用‘指示规定。”

邓小平还特别指出：“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

可以说，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是当时反形式主义的最重要经验之一。西柏坡时期，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上，刘少奇明确要求：“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