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轨”背后的冲突

郑永年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到目前为止（2007年——编注）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动力。

就外部关系而言，中国“请进来”的政策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冲突。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尤其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主体的欧美国家，中国的开放政策无疑为全球资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和发展动力。正因为如此，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的“请进来”政策抱积极正面的态度。在西方的思维模式里，开放经济总是和开放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在总体上吻合西方意识形态方面的期待。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

在外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欢迎中国的“接轨”政策。当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以后，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就有了相关性，也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外资进入的形式首先扩展到中国。很显然，中国是否能够顺利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会影响这个体系的正常运作。如上面所说，“接轨”表明中国政府主动改革自身的制度，接受现存国际体系的规则。这样，西方资本的利益就可在中国受到保护的同时得到发展。从战略层面来说，中国的“接轨”政策也符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意图。

这里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第一，从中国主动提出和世界体系“接轨”开始，中国已经走上了或者选择了一条和前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提出的“接轨”概念和西方国家所理解的中国的“接轨”概念之间表现出了巨大的鸿沟。对中国来说，“接轨”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接轨”是“洋为中用”。但对西方来说，更多的人所希望的是中国全方位的“接轨”，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也是日后导致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矛盾的一个潜在根源。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中国资本“走出去”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价廉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层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么为什么又表现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的程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或者产生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很快走出亚洲，开始走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崛起，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

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

随着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外在影响力也不可避免。中国的崛起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外在影响力？近来海外所热衷讨论的“中国不确定论”就是对中国崛起关注的表现。

中国崛起的外在影响力不可避免，但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并不见得一定要挑战现存秩序，产生冲突。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是单向面的，即经济上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这和昔日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具有不同的性质。

因为经济“走出去”而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而产生的外在冲突，应当说可以通过经济的方式得以解决。很多冲突就是合作过程中的冲突，也可以在合作的构架内得到解决。如何在既定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的构架内和全球资本主义打交道，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解决和这个体系核心国家的冲突，乃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