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甜
摘 要:由于深受城乡二元对立思维惯性和作家们“为农民”创作观的影响,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家们普遍地在作品中进行城市负面形象的书写。本应是现代化重要表征物的城市,在他们笔下却成了逃避劳动之处、谋求私利之地与藏污纳垢之所。这种写作方式使得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更为突出,宣扬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题更为凸显,有利于使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契合时代的需求。但同时却也妨害了作品的人性表现,削弱了作品的深度,损害了这些曾经的主流作品日后的文学史地位。
关键词: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 城市 负面形象
农村题材小说是十七年文学的主流,邵荃麟1962年就评论道:“在我们这些年来的作品中,以农村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数量最大。作品成就较大的也都是农村题材……搞《三年小说选》,中选的九十多篇,写农村的四十多篇,比较好的三四十篇,占一半以上。”{1}与这一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小说的衰落,工农兵之外的“市民”生活,已然成了创作禁区。但是,现实之中,城市作为乡村的对立物,是始终存在着的,“‘都市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化缺席的在场者”{2},城市形象不可避免地偶尔出现在主流题材作品之中。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家们笔下,这些偶尔显现的城市形象十分统一地都被负面化了,一切与城市有关的人或事都是小说要批判的对象。本文就以这一现象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城市负面形象写作所具有的特点的基础上,探讨这一写作方式的产生原因及正反效果,以期获得对那个特殊年代更为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