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丁
从1922年12月至1923年2月,列宁在病重期间以顽强的毅力和超人的乐观精神,口授了5篇论文和3封信。这组重要的历史文献被人们看作是“列宁的遗嘱”。在这些文献中,列宁贡献了他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最后的智慧和思考。其中有一篇短文,题目叫《论我国革命》,文字虽然不多,却言简意赅。他对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领导人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论点做出了总结性的答复,创造性地论证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批驳了那种把西欧发展道路固定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他在文章中阐述的必须高度重视俄国以及东方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特殊性的思想,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列宁口授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批驳维尼克·苏汉诺夫的观点。苏汉诺夫是当时俄国有影响的孟什维克党人,他在1918年至1921年间共写了7卷《革命札记》,以回忆的形式逐日逐月记述了从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大肆贩卖孟什维克的观点。在书中他说,俄国不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列宁在阅读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三、四卷后,于1923年1月16日至17日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篇文章,批驳了苏汉诺夫的上述论调,阐述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