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李大钊关系管窥

2016-10-10 08:36李吉奎

广东社会科学 2016年5期

李吉奎

孙中山李大钊关系管窥

李吉奎

[提要]民国元二间，尚在就学时代的李大钊，即在其撰述中对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及将临时大总统“让袁”一事有过实事求是的评论。李大钊与孙中山都极为重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续进展，李氏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2年9月至1925年3月间，为促成国共合作，李大钊与孙中山多有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底，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早在5年前，李大钊亦曾表述过对日本人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看法，但两人观点并不一致。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撰长联挽之，表达敬意。

孙中山李大钊国共合作大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演讲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中共领袖之一的李大钊是一位重要人物。谈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为，首先要了解他与孙中山的关系。由于中共从成立之日起便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身为中共负责人之一的李大钊，其思想、活动，既要随着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苏俄)对华策略的变化而调适，同时作为一个跨党的重要干部，他还要满足中共党内同志的愿望与兑现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所提出的要求。凡此，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本文要旨，即在梳理国民党改组前后的孙李关系，以概见20世纪20年代之初中国政治变局之一斑。

一

在1922年8月底以前，孙中山与李大钊并无任何交往。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李对孙早已有深刻印象。1912年，23岁的李正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2月，北洋法政学会成立后，李与同人翻译了当年10月出版的日本人署名复堂学人(中岛端)的小册子《支那分割之命运》，予以驳议数万言，题为《〈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李任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统筹全书的翻译、写作与出版、发行。原书有《孙逸仙之月旦》一节，极尽丑诋孙中山，“驳议”予以驳斥。其中驳所称辛亥革命与孙无关谓：中国之革命“种因于二十年前，而卒收光复之果者，中山也，何言一事无成？”又驳斥孙乃“所谓幸运儿者”，指出“逸仙实造时势之英雄”。“驳议”揭露该小册子挑拨孙袁关系“煽动吾国内讧”的险恶用心。又谓：“中山退隐，高洁之怀，天下共见。乃(中岛)挑拨之不足，又从而诬之，吾无如尔何，吾惟有以人头畜鸣目之而已！”在该节最后的“译者曰”中归结指出：“夫孙氏倡革命于举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无所寄，流寓海表，辛苦备尝，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数党人连翩而起，言孙之言，行孙之行，以与人道蟊贼穷凶极恶之专制政体抗，停辛伫苦，踏白刃而不辞，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华民国乃见于东亚大陆。”“有孙氏，乃成其为民国，乃成其为共和国。”①上述评论写于103年前，其指陈孙中山对领导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朝的作用及随后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袁的行谊，其评点之准确、到位，与今日学界普遍承认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者的历史定位，别无二致。应当是基于此种认识，才有日后李大钊真诚地与孙中山从事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局。

李大钊所治为法政，故对政党政治与政论深具情感。1912年冬，他加入了陈翼龙的中国社会党。次年4月，与同学郁嶷等编辑《言治》月刊。同年夏，李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随后进京，通过孙洪伊结交进步党人汤化龙，办《法言报》。1913年冬，得孙、汤资助，赴日本留学，进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至1916年5月辍学返国，“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②7月中旬，李大钊返抵北京，汤化龙请他主编《晨钟报》(后改名《晨报》)，后任汤化龙的秘书。这个阶段，李大钊交往较多的是白坚武、孙洪伊、张继、王法勤(励斋、立斋)、章士钊等人。其中，与法政学校的同学、直隶三河人白坚武尤为莫逆，1922年的孙吴共三角关系，多赖白氏从中联络。1917年1月28日，李大钊在京编辑新创刊的《甲寅》日刊，在该日刊及《言治》、《新青年》等刊物上频频刊载政论。是年8月中下旬，由白坚武介绍，李大钊曾赴南京一行，会见江苏督军李纯。11月11日返京，前一晚仍与李纯接谈。据《白坚武日记》记载，李赴南京，“系代表某君有所接洽。”③具体情况如何，未记。揆其人事关系，似系某方欲借李以沟通直系。1918年1月，李大钊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与孙中山情况相似，李大钊也十分注意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其后续进展。据林伯渠在《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记述，1918年3-4月间，李大钊曾几次寄信给他，详细介绍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7月，李大钊在《言治》杂志刊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认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④10月15日，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刊出《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9月间，他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月薪十七元。10月中，又介绍毛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本人则在11月间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中宣传俄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的思想和行动愈来愈激进。1919年5月4日，他参加了当日的游行以及援救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次日，他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月，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第6号上，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发表致胡适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布尔扎维克主义，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必要性”。⑤

当李大钊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孙中山正在高举护法的旗帜在广东活动。但他的护法运动不受西南武人欢迎，失败后他重返上海。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函孙中山，并向他致敬。⑥孙是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手段与苏俄官方联系上的，无考。苏俄利用它的第二外交部在华展开活动。孙中山并非苏俄在华寻找的第一个合作伙伴，但无疑他已在莫斯科挂上了号。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处下设的“外事科”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使者(全权代表)魏金斯基(维经斯基、吴廷康)。他到北京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随后，约11月间，经陈独秀介绍，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⑦魏氏不是莫斯科的代表，孙与他也未深入接触。孙向魏氏谈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与中国革命存在的困难，要他传回俄国去。苏俄为打开对华外交局面，在1919年和1920年，曾两次发表加拉罕宣言，对华示好。第一次宣言发表后，受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部分人士的欢迎。但第二次宣言取消了关于无偿向中国归还中东路的承诺,外交失信，中国朝野为之厌恶。是年10月31日，齐契林再次致函孙中山(此函1921年6月14日孙才收到)。这时直系军人在直皖战争中获胜，直奉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11月1日，在援闽粤军返粤逐走桂军后，总司令陈炯明返抵广州。军政府任陈为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陈随后又任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成为广东事实上的第一人，在政治设施上欲有所展布。11月29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第二次建立军政府。自1918年徐树铮收复外蒙以后，孙中山与段祺瑞开始建立孙皖联盟，后来加入奉张，形成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但是，其对立面曹吴直系，此时却是俄国人(或共产国际)合作的主要对象。在推行此一策略过程中，李大钊是一位重要联络者。

二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孙中山，孙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指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亲自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成为党员。随后，张国焘也由陈独秀介绍、张继主盟，加入了国民党。9月间，李大钊与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到11月间，北京国民党组织发展至千余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越飞以苏俄驻中国全权大使身份抵北京后，欲活动中国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但不为北京政府所重视；他又跑到奉天找张作霖，想解决中东路问题，也不得要领。1923年1月16日越飞离开北京，次日抵上海，19日，孙中山与越飞开始会谈。此前，孙越之间的接触主要是通过马林、张继、通信及格克尔进行的。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确立了孙中山联俄外交政策的基础。

三

1月10日左右，李大钊等人抵达广州。次日(按，应系18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待了新抵达的一批代表，谈话中向在座者传观了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征询意见。李大钊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这个《建国大纲》，便是23日要表决通过“一大”宣言前，孙找来鲍罗廷，表示要用它来取代“宣言”的文件。

四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4日组成治丧秘书处，李大钊参加治丧秘书处秘书股，为中文主稿之一。李以国民党员身份致送挽联，是所有挽联中最长的一副：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李大钊送的这副挽联，所表达的意思是很充分的，评价也堪称到位。他问继起何人，重振旗鼓，反映了他对孙死后国民革命前途的忧心，也符合实际。国民党内围绕两党关系，已重新展开斗争。在北京，国民党高层对究竟在北京还是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大”，大起争执；在广州，随着东征结束、平定杨刘，接着发生“廖案”，国民党党政军高层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洗牌。李大钊在北京，依然在教书、撰文之际分别从事两党的工作，对已经去逝的孙中山还不时表达敬意，如1926年3月12日所刊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及同年11月所刊的《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均高度评价孙中山，流露出对孙十分真挚的革命情谊。

梳理孙中山与李大钊的关系，不仅可以看到李大钊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用意和作为，还可以看出孙中山晚年采取联俄外交的动机和作为津梁的中共的作用。困境中的孙中山虽然找到了一条出路，但前途莫测，在他故去后，这条路被各种政治势力的缠斗所堵塞，相关历史，也就成为人们不断关注的议题，以迄于兹。

①朱文通等编：《李大钊全集》(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5～294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④《李大钊全集》(三)，第58～59页。

⑤《李大钊全集》(三)，第305、310页。

⑥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29页。

⑦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64～65页。《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17页。

⑨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二)，《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