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论析

周前程

[摘要]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及二者结合的主要原则、逻辑结构和实践路径的揭示，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何要中国化及怎样中国化等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也彰显和塑造了毛泽东作为世纪伟人的形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群；领导权；实践标准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当前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现状

就逻辑而言，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涉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诸多研究领域，这使学界可从多视域、多角度进行考察，使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这对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根据学界研究的焦点和取得的成果来看，大都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研究个人因素对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二是研究毛泽东探索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三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角度探讨毛泽东在其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四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历史中探寻毛泽东取得的基本历史经验。[1]这些研究显然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但存在明显不足：仅着眼于探索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更不用说突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这一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需要从六个方面予以深化：一是寻找新的视角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即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性出发，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这两个侧面去理解；二是从基本途径来看，除了深化传统的革命与建设领域外，还应深入探讨传统文化在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三是辩证分析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个体条件，除了做一般意义上的分析外，还应分析具体历史场景的影响；四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到更普遍的背景和意义上进行研究，要看到毛泽东在其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命题和任务、基本方法的艰辛探索及对党的思想路线确立的贡献；五是紧扣毛泽东自身特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六是深化研究其他思想倾向对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影响。[2]这些观点和建议，对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但是，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应抓住其产生的时代问题，更要把握共产党面临的独特问题，才能探究其发生的依据和逻辑。因为时代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都是一样的，但这些问题一旦和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相结合，就形成共产党人特有的问题域或问题群，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生长点。如果只笼统地讲中国的问题，就会抹杀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差别，就很难真正理解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变中华民族命运中的全部意义、价值和独特贡献。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具体的时空条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作用中去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毛泽东之所以做出卓越贡献的原因。因为正是对这些条件的相互作用的深刻洞见和把握，才使毛泽东成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按照这一逻辑，共产党面临的两个问题的展开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一是对内取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权；二是对外能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要做到这些，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的独特问题并找到解决的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正确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反过来又确保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指导中国革命成为可能。因此独立自主成为理解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关键。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于中国革命实践

毛泽东认为，现实问题在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因为我们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3]111-112但马克思主义有多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深入进行研究并接受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性，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理性也是需要实践来证明的。不能仅仅因为经典作家的书本上讲过就认为它是客观的真理，就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相反，许多熟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人叛变革命，而“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3]111-112的事实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在书本中，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再加之当时在中国流传的马克思主义是多种多样（有日本式的、有俄国式的、有德国式的、有美国式的），如果信奉本本，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为此，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鉴别出马克思主义的真假，而且其真假是在具体实际中逐步呈现出来的。所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并认清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是从自己的实际斗争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研究本本的结果。按照这种认知逻辑，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特点来接受、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本本”中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自然就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不能迷信书本，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立自己的理论，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证明。于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追问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的探索，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与实践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反过来，用中国实践取得的效果去评价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相互验证的过程既是二者相互契合的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互“化合”即中国化的过程。其基本路径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掌握中国实际，同时通过中国实际来检验、批判、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理论逻辑推演的产物，它首先是变革中国现实的实践提出的要求。endprint

而要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取得变革中国实际的革命的领导权。如果国民革命的失败告诉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话，那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则告诉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手中收回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这两个问题在实践中是纠缠在一起的，不能分开。因为在处处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按指示和“本本”办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更不用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首先是要在理论上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没有思想上的独立，中国共产党就不能获得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独立。而思想上的独立又是与政治、组织等其它诸多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转换为制定一条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问题，以克服用“本本”来评判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做法，确立以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衡量标准，从而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途径，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使中国共产党由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变成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作为党内“有独立意见”[4]的领导，自然成为实现这一使命的不二人选。因此，中国独特的国情产生了中国革命独特的问题，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中国独特的环境即实现中国化才能指导中国革命。

所以，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条件，也提供了推进其发展的动力。这就不难理解，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与反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指导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并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形成过程。因为当时留苏回来的人掌握了党内的话语权，唯共产国际和苏联是从，把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奉为“圣旨”，神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不愿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以了解中国的国情，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不唯实，只“唯书”，只“唯上”，导致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毛泽东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观原因是“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5] 510没有掌握“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3]320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由此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5]510即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不能独立自主指导中国革命，更不用说成功地指导革命了。这是毛泽东把它作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原因。

既然把握真正的中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以中国的实践来衡量的，由此“独立”和“民主”自然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6] 731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而民主是以独立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独立自主才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党原则就是据此而提出的，因为能否打破苏联和共产国际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上的话语霸权，获得根据中国情况独立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独立的基础和前提。思想建党无论就其理论旨趣还是其实践指向，都是把俄国经验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区分开来，用其中普遍适用的真理来指导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革命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否定莫斯科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上的垄断权和权威，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取而代之的革命性变革。这不仅在中国，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换句话说，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和实践，中国共产党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阐释权，才成其为“中国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才真正落实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由此才成为影响人民生活和引导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毛泽东视野中首先意味着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实践及其结果独立自主地阐释何为马克思主义，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同时，更重视其民族特性。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斗争中去”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就是“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并“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6] 534基于这种理解，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运用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时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7]192和创造。可见，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摆脱了盲从和照抄照搬苏联的阶段，开始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俄国形式的马列主义，认为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形态，是用俄国形式表现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它在俄国的特殊表现形式区分开来，这就为根据中国特点创立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于是，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毛泽东对以下四个问题的解答：一是创造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共指导思想上的独立；二是通过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中共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三是形成宣传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意识形态，树立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信仰；四是证明中共领导层的领导正确，取得政治合法性。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蕴涵着在中国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体必须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国际或莫斯科。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当然使命，而作为完成这一使命的基础和前提的“普遍地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的大问题。”[6]533因为马列主义不仅是我们“行动的指南”、“革命的科学”、还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6]533另一方面，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批判地学，要从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中找出我们进行革命实践所需要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普及到民众中去，使人民在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实践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些新东西。”[7] 408因而对毛泽东而言，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能够指导革命实践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化后而形成为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着力创造的马克思主义。endprint

通过创立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独立，也必然要求和导致中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后不久，即在1939年就明确提出建设遍及全国的、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6]602这一目标的原因所在。因为中共只有建设成为一个这样的党，全党同志才能摆脱对俄国经验的迷信与盲从、研究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情况，才能切实掌握和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党如果对这三个问题及其关系有了正确了解，就“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6]614因此，能否制定出新的理论和政策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则成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为此，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把自己的大量精力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工具，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终于一改近代以后屡次失败的命运，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总结指出的，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经验：那些与客观事物没有联系、没有客观需要、不为群众掌握的思想，“即使是马列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8]这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所在。

可见，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所孕育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也应该中国化的现实基础。一是在中国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一方面，中国革命的成功和认识中国国情都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工具；另一方面，马列主义只有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能指导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需要。在领导权威出自莫斯科的情况下，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根本不懂中国国情的人手中，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打破俄国式马克思主义的圣像，用“从实践中……产生新的理论”[9]381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这使毛泽东在领导和推进革命实践中自觉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解决中国问题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三是创立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以实践作为衡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实际上破除了党内盛行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词句的教条主义论调，也在实践上否定了把俄国经验搬到中国革命中来的合理性，其目的就是要创立中共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为达此目的，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共创造自己的理论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6]533这是中共成立以来经过探索、付出较大代价后才认识到的对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正确认识，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态度，也导致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自此，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目标，以中国解决具体问题为焦点，以实现二者有机统一为原则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遵循。第四，中国共产党有责任和义务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是中共在革命中领导地位的体现和保障所必须。为此，需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加强党的建设，使每一个党员把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中国问题在实践中统一起来。

因此，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对在中国如何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理论解答和实践回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转向：从理论的盲从到根据实践对理论的反思和建构。这一转向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广阔道路，也奠定了中国式革命道路成功的基础和前提。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什么、将欲何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践，那么对它的理解就必然与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的目的直接相关，即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同时也是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干什么”。这种解答从逻辑而言与长期困扰人民的几个问题密切相关：首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困惑主要源于那些熟悉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教条主义者说话办事引经据典，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很能吓唬人，但他们不顾实际的错误决策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而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和非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那一套却能使革命风生水起。因此，要把党的领导权从教条主义者手中夺回来，就必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摒弃依本本指导革命的现象。其次，什么是中国具体实际？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实际，它包括具体实际是什么、它是怎么产生的、发展趋向是什么等多种问题组成的问题域。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正是中国实际具体而复杂的结构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介入中国人民的实践之中，规定了其必须中国化及如何中国化的逻辑、内容和方式。由此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除了熟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理论，还要能够根据他们的科学理论“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0]814正因为理论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的，毛泽东排除了在党内进行抽象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强调立足实际才能解决问题的结论。“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0]407第三是如何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即弄清楚中国革命历史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这些错误是怎么造成的？为此需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作出科学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其四，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则：一、根据事物本身的发展制定策略，从发展变化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要善于根据实际形势的变化随时实地地改变“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3]152二、要把握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在不同阶段的特殊性。三、在全面掌握、分析关于事物的各种材料的基础上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四、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创造条件，实现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毛泽东认为，这四个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的主要内容或方面，也是毛泽东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目的。这就要求共产党人不能“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10] 799而要让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工具的马列主义在革命进程中“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7]22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是根据革命的特殊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的回答。endprint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怎么办”来看，毛泽东把它大致分为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6]534即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充分研究中国现实、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10]820这一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向中国现实的持续运动。二是“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9]37，即全面考察中国革命实践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10] 813，即通过总结革命实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提供素材，形成新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是中国实际向马克思主义的持续运动。这种“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10]817，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用以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取其精华创造出适应现代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这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问题，更是能不能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他说：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民族的特性，也留给后人宝贵的财富，对这些，“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6]533-534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10]22的口号，使作为革命科学的马列主义进一步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10]23。四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老百姓熟知的传统相结合实现其大众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从人民群众实践中产生又回去指导实践的理论，其生命力在于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只有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并自觉践行于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可靠的保证。因此，毛泽东要求哲学理论必须通俗化，符合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和习惯，必须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534的马克思主义去教育和武装群众。可见，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个方面的内容，涵盖了中国革命的方方面面。因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10]841其核心之点是创造人民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在于群众能否掌握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们科学认识中国具体实际的前提。因为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一方面，现实虽然是客观的，却不是一种确然性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另一方面，现实作为各种问题的集合体，通过多种现象表现出来的，同时也为各种现象所遮蔽，需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因此，毛泽东所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典作家，“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6]534而不是他们的具体结论。而且这种学习，必须是结合我国革命的实际来进行才能取得效果。因为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6]534体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获得现实的必备条件。因此，创造与中国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紧迫任务。二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从苏联回来的所谓理论家了解马列主义的词句，但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自然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此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规律及如何指导等各方面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是共产党人必须时刻认真对待的大课题，忽视或不认真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6]534与此相反，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又不愿学习马列主义，只凭自己的经验办事，结果也鲜有成绩。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中国革命。基于此种认识，毛泽东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学习马列主义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态度和做法是用善于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实际的各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也就是共产党人所需要的“理论联系实际”。[10]820

所以在毛泽东眼中，“理论联系实际”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衡量党的学风和评价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它反映了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及对马列主义的态度，因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0]813。因为通过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和结合：一是检验自己掌握的马列主义是不是正确，这对长期受苏联革命和建设模式影响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检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中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检验、对中国具体实际的把握以及二者的怎样结合等问题，加之中国具体实际的不断发展，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11]。按照这一原则，即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能够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演绎，但是作为一种运动，马克思主义则要以改造实践和服务实践为自己的目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突破自身的逻辑，回应并解决现实提出的问题。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115。党在指导中国革命、制定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时，要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变化反复思考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并作出自己的解答。[6]632-633这种按照实践的要求来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实际上否定了当时党内某些人所宣称的某种马列主义是最高真理的说法，打破了党内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的崇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可见，创立中国自己的马列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独立的标志和成为成熟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批判主观主义的过程，实际是批判俄国教条主义，构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过程。“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12]120批判王明的错误，实际上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12]121通过打倒王明的主观主义，摧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圣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权威自然就树立起来了。因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9]435。同样，毛泽东主张辩证地看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其实质也是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有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实际上也是一种迷信。[12]66由此他认为，由于缺乏经验，在革命和建设中经常会犯错误，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人类认识规律的，不会因为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就能例外。他断言：“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12]65，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做纯逻辑的演绎，而要在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不断修正和丰富自己的内容：一方面必须根据中国革命实践去理解马列主义并取得成功，以证明其正确性；另一方面，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环境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理论性的创造，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毛泽东强调说：只有当我们党自觉地用马列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的时候，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才会提高，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10]820因此，能否在实践中创造出适合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及其成功的关键。endprint

四、简要结论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塑造了毛泽东作为历史伟人的形象，那么，毛泽东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深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这首先表现在确立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既是这一原则的产物，也是这一原则的体现，也只有遵循这一原则才能获得发展。其次，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目标：实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成为执政党）；实现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保持党的纯洁性）。同样，中国建设的领导权也只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才有成功的可靠保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也成为中国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原因。第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标准：即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及实现二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这套中国标准的提出及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在推进全面深刻改革开放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三个标准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追问和坚持的。因此，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基本原则、基本路径和逻辑结构，不仅直接导致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姜长青.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3.

[2]周连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现状及深化研究的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7（6）.

[3]毛泽东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21.

[5]毛泽东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文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9]毛泽东文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49.

[12]毛泽东文集（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