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失书后的“悲趣”书写

周芳

自古文人多爱书，但如晚清诗人郑珍这般嗜书如命，并在诗中反复对书陈情的，古往今来没有几人。郑珍生于贵州遵义的一个农医之家，父亲早亡，自身功名止于举人，官职仅至儒学训导，无所依持，家计颇为艰难，经常陷入断炊的境地。晚年又遭逢战乱，在反复播迁中求生存。但他一生爱书嗜书，在极窘迫的情况下购书、借书、抄书、读书、藏书，更将住所名为“巢经巢”，自号“巢经老翁”。如果说这些描述尚嫌单薄，还不足以映现郑珍对书的痴情的话，那么郑珍诗集中的《武陵烧书叹》《移书》《埋书》等描述烘书、移书、担书、埋书等书情的诗歌则令人叹服。面对数十载苦心经营的藏书被焚烧殆尽，一般诗人会表达一己的悲恸心情，但有几人能像黛玉葬花般将书的灰烬收拾后埋藏，而且还付之吟咏？唯有郑珍，能将这种悲恸织成一种情趣，咏出风雅之色。我们且看他的《埋书》（其一）是如何书写这种“悲趣”的：

人之所以贵，不在七尺躯。则贵乎书者，又岂故纸欤？然人道之器，书亦道之舆。人死既宜葬，书毁可弃诸？我巢正月焚，我归十月初。徘徊赭阶上，历历思旧储。中堂接右夹，北出连先庐。累箧楼上下，壁壁无隙余。庋案必中窗，窗窗可卷舒。奈何都不存，惟见瓦砾铺。一哀为出涕，万有良归虚。数日封积灰，不令落秽污。冢笔念怀素，瘗文悲复愚。乃今巢经翁，伤心埋毁书。汝存我尽力，汝亡我收枯。借问烬中人，识此孝子无？

据凌惕安《郑子尹年谱》记载，此诗作于同治元年（1862），其时贵州遵义人张保山率部起义，有抢掠、烧村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