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向党、务实为民
——深切怀念简印泉同志

2016-10-17 03:08游德馨
红土地 2016年5期
关键词:宁化烈士福州

游德馨

一心向党、务实为民
——深切怀念简印泉同志

游德馨

简印泉同志生前遗照

简印泉同志祖籍广东番禺(今广州),1919年2月出生于福州,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4月任中共福州第一市委委员,10月任闽浙赣省委机关工委书记,1948年1月任中共宁化、明溪、清流、瑞金、石城、雩都(于都)6县中心县委负责人。城工部冤案平反后任福州市农办主任兼市农林党委书记、农垦局长,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省政协委员。2008年7月仙逝时中共福州市委对他的评语是:“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政治立场坚定,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他坚持党性原则,作风正派,为人坦诚,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他思路清晰,有很强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奉献一生”。

(一)

简印泉同志在高中阶段就是一位能吃苦耐劳,有正义感、见义勇为的好青年。抗战初期,福州英华中学迁到顺昌县洋口镇,他与同学们一起背着行李,走山路通宵从南平到洋口上学。该校民主进步气氛浓厚,抗日救亡活动积极活跃,有一部分青年先后加入共产党组织。洋口镇是在闽江上游蜚江的江边,一天傍晚他与同学们一起走在路上,忽然听到蜚江上有人在水中挣扎的声音。他说一声:“有人落水了!”即跑到江边,脱下衣服跳入水中,把水中的一位溺水妇女救上岸。那年他才20岁。印泉救一人命的消息在校内传开,师生员工都热烈称赞。不久他经李健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该校学生孙道华、傅孙焕也同时入党,以后他们便是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战友,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印泉在校红色言行不显露,他稳健谨慎严守秘密,很多同学不会想到他是共产党员。他又是体育爱好者,是班级篮球队员。

1943年英华中学毕业后,他升学到本省农学院,初到时学校只有他一个共产党员。1946年下半年党给他的任务是发展该校党组织。这时学校从永安迁回福州战坂,大约半年多时间,经过慎重选择对象,给他们阅读进步书籍,进行教育并布置做些工作,进而给些党内文件看。后经组织同意,由培养对象本人交自传、写入党申请书,环境条件允许的还举行宣誓仪式。先后发展了真树华、唐景琨、江振华、陈锋、陈昭熹、林敏辉等七八人,成立了党支部,简印泉担任书记。他在农学院培养了一批党的优秀干部,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农学院成为中共福州第一市委的重点校。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调出农学院由真树华接任书记。

反美反蒋的爱国学生运动,是地下党一项重要任务。1946年12月,发生北平大学女学生沈崇(福州人)被驻华美军强奸的事件。这一事件引起北平学生的强烈抗议,很快得到全国各大城市积极响应。福州七所院校首先成立了“为北大女生被辱声援会”,提出“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当时简印泉是农学院党支部书记。中共福州党的负责人李铁向他传达布置任务后,次日就在农学院开展轰轰烈烈的反美反蒋运动。他与同学们一起张贴反对美军暴行、保护人权、伸张正义的标语;召开大会,作出“在国民党当局没有处理美军强奸犯之前,全体学生一致罢课”的决议。这是闽江工委领导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也是一次练兵。这次反美斗争,规模空前,声势浩大,使广大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进一步看清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真面目,更加激发了人们反美爱国热情。随后,他已离开学校,担任福州市委委员,在李铁同志指挥下,仍然到各大学布置任务、发动群众,有的通过关系营救被国民党抓捕的学生,并对释放出来的同志进行审查考察和安置工作。

(二)

1947年2月党组织把简印泉调出学校,专职从事职业革命,先参加城工部里程碑的会议——龙山会议。这次会议宣布闽浙赣省委城工部成立,参加的都是县以上党员干部,共有30多人。为了保密,会议选择在闽侯县桐口乡龙山顶一农民单落厝召开。参加的所有人都戴上面罩,只露两眼和嘴巴,编上号码,不叫姓名,白天睡觉,晚上开会;除了大会报告外,均编小组活动。会议由城工部正副部长庄征与李铁主持,庄征作“论开辟第二战场”报告。动员城市党组织大力支援农村游击战争,并布置抽调一批党员骨干脱下学生装,穿上农民装,到农村去,发展农村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会上评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印泉被评上模范工作者,他所发展的党员真树华在会上教唱《你是灯塔》的革命歌曲。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会后通过地下党渠道,这首歌传遍全市各大中学校。

会后,印泉同志受命到距城区约2华里的福州南郊高湖村开展工作,那里曾是林白(后来是城工部副部长兼五县中心县委书记)的据点。他首先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其中郑蔭敏后来成为闽、古、林、罗、连五县中心县委游击队的重要骨干,带领部队在群众配合下,突袭连江县北茭水警队,消灭一个排60多人的警力,收缴机枪、步枪、手枪70多支。接着,他抓住国民党发布的“二五”减租的政策,通过郑蔭敏等在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发动贫苦农民起来斗争,向地主减租,使农民得到利益。再就是和林白同志一起搞好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在高湖活动的保卫工作。

为了解决革命经费,城工部党组织开展“变”的活动,即把敌人的资金、物资变为革命所有,充作革命经费。1947年6、7月间搞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布变”,印泉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当时福州海关扣留了一批奸商漏税的布匹,价值约2亿元法币。海关里有两位地下党员,陈文湘同志是管缉私仓库的。由我们另一位同志拿着上面盖有仿刻印章的海关单据,顺利地将布匹领出。印泉同志是取布现场指挥成员之一,任务是掩护现场有关人员脱身。他事先布置好由高湖村驶来的两艘木船,停在海关埕岸边。布匹、棉纱一取出,板车、人力车、三轮车、单车、人挑,八仙过海,迅速装船,驶到高湖村分散到各个据点,3天后又转移到其他地方。不久印泉同志调到省委机关,负责出售布匹款的进出,凡是要钱的同志都是通过他办理,数目一清二楚、干干净净。

(三)

1948年1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派简印泉同志到闽西以宁化为中心开展工作。组建宁化、清流、明溪、石城、瑞金、雩都6县中心县委(后3县在江西)。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革命武装队伍,分化瓦解敌人,迎接全国解放。党组织决定由简印泉同志负责,改名陈思周(这是李铁给他起的名,意思是独立工作思考要周到),同时派宁化籍党员雷臻新一同担负此项工作。到宁化后,党又派了邵敦、李晓东、黄族醒来宁化,成立宁化中心县委,简印泉为书记,雷臻新、邵敦、李晓东为委员。但到宁化才三个月就发生城工部冤案,李铁、孙道华等先后罹难。简印泉失去党组织的联系,但当时并不知道福建党内发生的冤情。在一个四面都是敌特的新区开展工作,他们多么渴望上级党强有力的领导。印泉等同志坚持党的信念不动摇,坚持斗争不松懈,按照过去党的指示工作照常进行。一方面千方百计想尽办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利用一台破旧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电台来指导工作。这时他不断写信给福州的孙道华。并分别派人到农村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和组建武装队伍。1948年5月简印泉来到宁化西乡禾口、石碧等地听取汇报,认为“西乡是我们搞武装斗争的好地方,人民觉悟高,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每一个村都有当年红军失散人员,为我们提供了有丰富军事素养的骨干。”简印泉把西乡(约占宁化1/ 3)列为县委组建武装的重点地区,他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好后即帮助西乡的山区组建武装游击队。他深知要使我们革命队伍尤其是领导干部做到头脑清醒,方向明确才能不走到斜路上去。他在禾口5天就用3天时间给不同对象讲课,宣传革命道理。特别讲到两点:一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我们一定会胜利;二是要发扬老苏区人民的光荣传统,组织起来参加人民武装,力争早日解放。这使干部群众革命胜利的信心更足,更加积极地参加各项工作。这期间中心县委在宁化发展党员48人,联系外围群众26人,注入了革命的新鲜血液。并派人到明溪、清流、连城、永安开辟地下工作,建立4个党支部,统归宁化中心县委领导。

(四)

印泉同志在宁化工作10个月,都是在与党失联情况下进行的。他心急如焚,前后发了3封信给福州的孙道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要求他赶快替宁化中心县委接上闽西党的组织关系,请闽西早日派人来联系,但是都得不到回复。到了1948年12月前后,再也等不下去了,把工作交待给中共宁化中心县委委员雷臻新和邵敦临时负责,他从宁化动身去永安、沙县、南平通过以前一起工作过的地下同志找组织。但失望的是他们同样地也失去了党的联系,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简印泉只好返回福州找党,在福州被通知不可回家,只好到郑孔佩等处住下,见到了叶绍芬、王实、庄弃疾、郑崇德、林波等人,但更高一层的人都见不到。有的反而查询李铁、孙道华的下落。在福州没有结果,他认为再等下去也没有希望,只好返回宁化。由叶绍芬搞了一张假身份证,改名林长生,由王实护送,躲过干警检查(随身带有少量文件),登船去南平。到南平仍然找王楠帮助住宿与购车票去宁化。王楠说不要去宁化了,已经找到了组织,组织也正在找你。并问简能不能找到林白,简写了一小纸条给福州的庄弃疾,转告林白,随后林白跟王楠一起到南平。这样林、简在王楠引领下,离开南平城,跋山涉水上了省委山头。关于闽浙赣省委处决一大批城工部领导骨干之事,林白、简印泉在庄弃疾处已经听到了一部分。林白决定上省委山头时,他的游击队主要干部都不同意,认为这样上去会未问先斩。林白反复解释说:“我们没有问题更应该上去向党说明。”他们两人对党忠诚均认为入了党,一切都交给了党。所以,都写了遗书放在袋里以防不测。上山后两人被分开审查,简印泉被带到江作宇游击队去。这时已经是1949年3月了,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即将入闽,省委常委王一平说了一句:“马上快要解放了,林白、简印泉的事是否可待解放后再审查。”因此林白得以返回五县中心县委游击队,继续打游击。简印泉没有返回宁化,而被分配到江作宇游击队当文化教员;5月南平解放,他被分配到林志群游击队当队员,随大队解放沙县,和平解放尤溪;1949年7月到达建瓯,由省委分配到城关附近动员民工,配合解放福州;福州8月17日解放后,约9月他的关系转到福州市委。

简印泉离开宁化后,雷臻新、邵敦等按照原来商定的计划一边发展党员、一边建立武装。他们把长征时留下康复的伤病员和当年的红军干部动员出来当骨干,其中有红军三军团(彭德怀为军团长)的连长孙代满,出来后在游击队当军师(因身体欠佳)。经过紧张筹备,于1949年9月基本就绪,经派人联系江西石城驻军四野48军144师432团;团长刘桐山表示支持成立游击队,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宁游击大队”,下设3个分队6个班,共计71人;拥有66支步枪,轻机枪、自动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各1支,短枪8支,子弹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闽宁游击大队”的成立,震动了宁化各界,国民党顽固派非常害怕。1949年10 月20日,游击队在四周各县解放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开进县城,支持宁化左派分子和开明人士迫使国民党县长舒正接受人民要求宣布通电起义。宁化得以和平解放。印泉等同志受党指派在宁化工作近一年的努力结成硕果,做出历史性的贡献。真是在黑暗里,他坚定守望着心中的太阳;在长夜里,他默默地催生黎明的曙光;在虎穴中,他忍辱负重,周旋待机;在搏杀中,他坚定以待,克敌制胜。

(五)

福州解放后,印泉同志进市委办的第二期青训班学习,学员全部是城工部地下党党员,边学习边交待历史,边接受组织审查。由于会师时闽浙赣省委仍然以城工部是“红旗特务组织”的结论移交给新省委,不但党籍不被承认,对城工部党员均按参加反动党团组织看待。简印泉是城工部属下的福州第一市委委员,是闽江工委和城工部的重要骨干,带给他将是更加严格的审查和考验。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去失业人员救济组、支前大队、畜牧场等第一线接受考验。工资低到22级,工作既艰苦又经常变动,但他没有半点怨言,既坚决服从调配,又出色地完成任务,一切以党的利益为行动准则。城工部问题审查结束彻底平反党籍恢复后,他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仍然是一只老黄牛,忍辱负重在八一钢铁厂、农垦等部门担任领导。他经常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解决难题。在他担任农垦局长任内,福州市的红星、双溪两个农场被评上全国农垦系统先进模范单位,两个场均达可供出口标准的年产万头猪的农场。红星农场粮食高产,一季亩产达千斤以上的单产。不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他一直关心群众疾苦,对城工部烈士的子女及家庭十分关切。庄征、杨瑞玉双烈士的儿子庄康星的工作、住房都一一过问,最后都得到解决;孙道华在仓山下籐路房屋拆迁,他也帮助落实政策;他把烈士的家人当作亲人,不但烈士家庭婚丧喜庆都亲自到场,而且经常上门看望慰问。烈士石崇光的母亲、陈锋的母亲,孙道华的父母,他都当作自己的家里人。陈锋的老母亲爱女心切,痛苦异常,他除经常上门外,还把老人家接到自己家里服侍一起生活。每年清明节他都带头上文林山烈士墓与革命烈士后代和战友们一起祭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2007年他已90高龄,坚持与战友们拄杖上龙山,寻找当年龙山会议旧址,为的是留下纪念先辈的遗迹。简印泉不但关心烈士后代,凡是困难群体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黄金生是福清县东张水库拆迁搬到福州,家庭十分贫寒,结婚时没有棉被,简印泉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床棉被给他,使其感动不已。

(六)

简印泉对城工部革命同志和烈士们的政治生命尤其关心。1955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福建省委对城工部公开平反昭雪,当时他与林白、王毅林被调到省委组织部二办担任副主任(二办是专门落实城工部政策单位)。在落实城工部具体政策中做出巨大贡献。他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精神,求真务实,一丝不苟,团结同志,发扬民主,取得良好成绩。受到烈士亲属、战友同志们的好评。城工部党员陈茂榕(女),建国后在新疆部队工作,她爱人陈文湘烈士曾任城工部南平县委书记,她受审查时坚持实事求是精神,部队认为她“顽固到底”安排召开批斗会。印泉得知此消息,立刻通过福州党组织,电告新疆部队“中央已对城工部平反”,使陈茂榕同志免于受难。他协助组织寻找城工部罹难烈士遗骸,把灵骨先葬在西禅寺,1980年移葬文林山革命烈士公墓。烈士墓碑上刻有88位烈士英名,碑文感人肺腑,是悼念先烈,遗教后人的红色经典。从此以后他组织烈士后代,每年清明节轮流主持祭奠活动,几十年风雨不移。1998年,烈士殉难50周年,他还专门撰文在烈士墓前宣读纪念。他说:“……烈士们一个个对党赤胆忠心,坦然接受处理,临刑前种种豪言壮语,又何异于捐躯沙场……。”

印泉同志对党的历史非常重视。他积极协助福州党史办征集有关党史资料,特别是城工部史料和烈士生平事迹。1983年6月4日,市委举办党史学习班,他认为这个班开得好开得及时,能为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学习班上做了“解放战争时期福州党史概况”的报告。在此前后他还在闽浙赣城市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回顾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在福州的革命活动”的发言,约1.6万多字,详细叙述了闽江工委和城工部时期福州党的工作。并编写了《在长乐搞武装工作情况》、《1948年在宁化的前后经过情况》及《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情况》等党史资料。1997年省委组织部编写出版《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城工部组织史概要》,他是参与人之一,多次组织调研活动,为充实史书做出重大贡献。

印泉同志关心别人,但对自己十分严格,他唯一的女儿简四新,因独女被评为照顾留城对象,工作安排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当工人。他与爱人陈昭熹都是离休老干部,住房是没有电梯的四层楼三间房。在农林党委当领导时生活与同志们打成一片,有时开会拖延用餐时间,食堂留下的饭菜,他都要问是否与其他干部一样,有没有特殊,回答后才动餐。印泉同志是一个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好干部。在“三严三实”的教育活动中,我们应当学习他高尚的精神风貌,一心为公的优良品德,惠民实干的优良传统,党性高于一切的思想境界。

(作者:福建省政协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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