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微博与公共事件报道关系研究概观

许楷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近十年来微信微博与国内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关系的相关文章，分析研究内容主要集中的几个方面。从微信、微博的传播机制与特征，微信、微博在公共事件报道中的角色，公共事件报道中的跨媒体传播模式，公共事件中的舆情演变，微信、微博与公共事件报道的问题及相关策略性研究等角度来概括论述，探讨相关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关键词：公共事件报；微信；微博；传统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8-0065-02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突发公共事件频发所带来的严峻考验。而伴随着新媒体的井喷式发展，技术赋权也使得网络成为了民意表达复杂的话语系统。面对各类公共事件，社会各方利益纠缠交错，微博与微信也正作为话语的放大器，与传统媒体的公共事件报道共同构成了当下社会新的舆论景象。这是一个交互建构与融合的过程，也是中国转型背景下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的新的症候。在学界相关研究迅速升温的同时，文章试对近十年的研究文章进行一次梳理，以期查找以往相关研究的侧重点和不足，并以整体，跨学科的崭新视角来阐释当代中国制度语境下的学术思考。

一、相关概念概述

1.微信与微博。微博（MicroBlog）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社交网络平台，美国著名的社会化媒体twitter是微博的开拓者。随着2009年新浪、网易等一些国内网站强力加入，微博在中国愈加呈现井喷之势。如果说微博是草根，微信则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作为腾讯公司为手机终端用户打造的一款免费即时网络通讯产品，实现了跨运营商、跨系统平台的语音、文字、图片等信息的传递功能，并支持单人、多人语音对讲，超越了以往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彩信的单一传统模式，使手机摇身一变，成为一部既复古又时尚的对讲机[1]。微博的火热让很多人称道2010年是微博的元年，而2011年推出的微信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根据2015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5次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49亿，较2013年底减少3194万，网民使用率为38.4%。其中，手机微博客用户数为1.71亿，相比2013年底下降2562万，使用率为30.7%[2]。微信作为一款私密性极强的个性化媒体，“摇一摇”“朋友圈”“公众平台”等多种交流圈构成其极具现实意义的人际传播特征。

2.公共事件概念界定。对于公共事件，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定义，以往研究经常把公共事件称为突发公共事件。在西方，公共事件一般翻译为“public crisis”或“public emergency”。美国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定义大致可以概括为：由美国总统宣布的、在任何场合、任何情景下，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发生的需联邦政府介入，提供补充性援助，以协助州和地方政府挽救生命、确保公共卫生、安全及财产或减轻、转移灾难所带来威胁的重大事件[3]。

我国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作了定义：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根据社会危害程序、影响范围等因素，可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立法研究项目，2004）[4]。另外也有学者对于“突发事件”以及“危机事件”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辨析，相关学者所持意见也不尽相同。

二、微信微博在公共事件报道中的角色研究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在公共事件报道方面，微博与微信的影响力也逐渐扩散到传统媒体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之中。国内学者对新语境下公共事件的报道机制进行了研究，以此来构建微信微博的传播机制、传播角色同公共事件报道之间的关系桥梁。

对于微信、微博的研究，有学者以具体的公共事件为案例，探讨了公共事件报道中的“两微”角色。而其中政务微博的研究则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如：（《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客轮倾覆事件”报道特点分析巧用议程设置》，王灿发、李师荀，中国记者，2015.07）研究了事件的报道及处理过程中，代表官方声音的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在公共事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从媒体的报道实践出发，其中既有从传播学的视角和内容分析方法探讨微信微博的报道角色，也有用对比的方式分析微博、微信的角色差异；也有学者从公共事件报道本身，从事件发生过程、报道机制层面进行探讨，例如以纵向的视角探讨重大公共事件中不同媒体的角色变迁。综合各方的研究来看，之中既有对微信、微博角色的肯定，也不乏对微信、微博的负面角色所进行的反思。

作为Web3.0时代到来的标志，微信微博的技术赋权原则上让所有人都有机会通过这一新兴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精英话语权的下放让微信、微博在公共事件的报道中起着微妙的角色。很多时候，微信、微博成为了公共事件的始发地。当然，传统媒体也在不断政务微博中二者形成的舆论合力扩大了公共事件的社会影响力，不断给传统媒体的公共事件报道提出新的挑战。随着传统媒体和各种商业媒体对微信、微博的渗入和重新布局，在中国现实的政治语境下，市场化和资本在空间扩张过程中也在微信、微博中相互建构。虽然在公共事件中微博、微信都充当了扩音器的角色，加速了公共事件的扩散，也加大了公共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微博与微信与传统媒体在传播中也在不断互补、融合，但二者的传播机制与所起的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微信更像是是一种裂变式的传播，而微博则是一种嵌套式的传播形式。与具有大众化媒体属性的微博相比，私密性的私人社交平台微信更有可能助长谣言的扩散和裂变式传播。此外，微信的私密性，“信息碎片化”的特点也制约着量化分析及整体性研究的深入。

三、新语境下公共事件报道的问题及策略性研究

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公共事件报道已成为常态，新语境下公共事件报道的问题探究显得尤为迫切，而微信、微博与公共事件报道的问题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搜索近十年我国关于公共事件报道问题研究的文章，发现与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相关的文章篇目最多，涉及的议题也较为广泛。有学者从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角度出发，从法律的角度加以梳理，以揭示其在上述行政实施过程中的法律关系，解释了公共事件报道信息虚假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缺乏落实机制的问题（《公开与保密： 公共事件报道的法律平衡问题》，刘卫东，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4期）；更有学者围绕国际话语权的争斗，探讨了世界各国新旧媒体话语权和主导权的争夺问题（《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报道中的国际话语权问题》，周锡生，中国记者，2009.07）。而更多的则是站在精英媒体和政府角度对传统媒体的报道问题进行剖析，包括从某一具体的突发事件来探析报道问题（《从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报道看如何提升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水平》，张志欣、赵兵，新闻战线，2008年第12期），对如何增强突发事件报道的受众引导及社会责任进行探讨 ；也有从单一媒体的角度出发，以点带面揭示问题（《中国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不足和反思—以<法制日报>对“问题奶粉事件”的报道为例》），突发事件因其突然性、紧急性甚至灾难性，往往成为媒体第一时间争相报道的焦点若媒体不能全面客观地将事件各方面的信息及时披露，极易导致谣言产生和社会紊乱。其中既有比较宏观的问题研究（《重视社会热点问题 搞好突发事件报道》，张光辉，新闻爱好者，2010·12（下半月）），探讨了我国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宣传报道体制僵化，报道的时效性，“正面宣传为主”限制突发事件报道的选题范围，“人文关怀”缺失等；也有从某一具体问题出发，例如从内容信息倾向或媒介伦理问题来进行解读（《突发事件报道中新闻内容的信息倾向问题》，新闻爱好者，和曼、白树亮，2010·1（上半月）；《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媒介伦理问题研究》，刘要停、夏秀，新闻窗，2014年第1期），探讨了商业背景下新闻内容个人化：煽情戏剧化，内容片断化等报道症结。总体上不乏宏观和微观视角。

以往的研究对传统媒体公共事件报道的时效性、人文关怀和伦理的缺失、媒体责任的缺失、政府信息的公开不足等方面进行了思考。虽然其中不乏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与新自由主义的商业化语境下，微信、微博作为新的话语平台也不断与现实的媒介环境相互建构与影响，结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媒体制度，应该说是值得进行深度挖掘的。而过分地从传统媒体角度，不结合中国当下的制度语境与媒介环境所进行的策略性研究，显得苍白而而缺乏深度。

四、总 结

微博与微信的大行其道让以此为核心概念的研究也被反复讨论，很多建议和研究对于当下公共事件报道的改进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桎梏，比如微信的研究如火如荼，但其私密性特点也给量化分析研究的准确性带来了挑战。且以往研究大都存在明显的功利化倾向，站在政府和传统媒体立场上的对策性研究较多，却忽略了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的断层和社会各阶层之间鸿沟的加深。缺乏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条件相结合的研究，导致了以往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呈现碎片化特点，也缺少跨学科的理论挖掘和思考。同时也暴露了国内对中国制度语境的研究不足：新媒体公共事件的频发，是跟中国的现有国情紧密相联的，需注意到中国传统媒体已有的管理制度[5]。新媒体浪潮冲击下带来了媒介环境的改变，当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商业语境与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媒介制度结合，很多制度层面的问题着实更值得我们深究。

参考文献：

[1] 王瑶.微信与微传播[J].新媒体研究，2013（2）.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5-02-03.

[3] Robert，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As amended，and Related Authorities （Fema592/June 2007）.

[4] 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5] 毛湛文.新媒体事件研究的理论想象与路径方法——“微博微信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机制研究”开题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14（11）.

[6] 王灿发，李师荀.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客轮倾覆事件”报道特点分析巧用议程设置[J].中国记者，2015（7）.

[7] 方惠，古俊生，孙小婷.微信公众平台在纸质媒体中的角色——人民日报、新京报微信公众号的文本分析[J].新闻与写作，2015（8）.

[8] Sarah Vieweg，Amanda L. Hughes，Kate Starbird，Leysia Palen.Microblogging During Two Natural Hazards Events： What Twitter May Contribute to Situational Awareness[A].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0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C].CH12010，2010.New York，NY，USA：ACM，2010：1079-1088.

[9]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10] 严利华，高英波.从个案激情、话语互动到公共理性——基于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分析[J].当代传播，2015（1）.

[11] 刘丛，谢耘耕，万旋傲.微博情绪与微博传播力的关系研究——基于24起公共事件相关微博的实证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9）.

[责任编辑：东方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