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体作为刻本字体之成因

2016-10-21 03:12关印
成长·读写月刊 2016年9期
关键词:赵孟頫古籍

关印

【摘 要】吴兴体是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书法字体的别称,在元代与明代前期成为古籍版式的主流字体。本文叙述了吴兴体在元代书籍版式中推广的详细过程,解释了吴兴体成为古籍版式主流字体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赵孟頫;吴兴体;古籍;元代美学;汉字版面

引 言

宋元两代的书籍版式在版式规格、行款、版式审美气质相似,但元代书籍版式也有自身特点,表现为“赵字、黑口、无讳”。其中赵字是元代书籍版式的最明显的特征。“赵字”指赵孟頫的书法吴兴体,自从元代到明代持续数百年成为印刷产业的主要字体。我们可以看出吴兴体在古籍版式的推广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吴兴体比较长久的出现在古籍版面,从元代中期持续到明代初期。二是宋代的主要印刷字体是欧体、颜体、柳体等前代唐人字体,而宋代著名书体“苏、黄、米、蔡没有成为印刷字体,元代书籍出现的首要印刷字体却是本朝的赵体。这两个特点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一、吴兴体成为元代书籍版式主流字体的推广过程

自元代后期到明代初年,在中国古籍刻书产业中,吴兴体逐渐替代了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成为古籍版面的主流字体。吴兴体在元代刻书产业中的推广是江南文人与几代朝廷官员合力的促成的。

在元廷任职期间,赵孟頫书风作为典范早已流传。《汲黯传》就是流传至今的书法手稿。但吴兴体作为主流字体出现在元代书籍,更多依靠赵孟頫之后的几代,如俞桢等人。正是通过俞坚这类人所为,赵孟頫的书风推为刻书史上最重要的字体。俞桢祖辈是赵孟頫同代友人,与赵孟頫同属于江南文人圈。俞桢书风颇得赵孟頫影响,元代后期他便做了书籍版面的刻本书稿书写工作,“濡染家学,手书上版,故能精美如此”是对俞桢手稿的评价。

在1310年左右的浙本官刻书籍刻本还保留倾向于有力的欧体,但此时常常能出现赵体行楷书写的序言。此时福建刻本也仍保留着的颜体痕迹。到了1320年,书籍上便广泛出现了吴兴体,在这个年代是赵孟頫晚年。

吴兴体多是由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南文人推广的。十四世纪的艺坛和学界由文人在江南地区主宰,那个时代的文人多习吴兴体体,使赵孟頫的书法在当时蔚然成风。而文人士大夫是宋代以来最主要的文化担负者,他们把对吴兴体的喜好发展至刻书产业。以至于“有元一代官私刻本,皆尚赵雪松字。” “官本刻经史,私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吴兴体在后代持续流行,以至于明代的流行比元代更甚,这是由于永乐皇帝资助了沈度等明初书法家。沈度书法来源于宋克,宋克又习吴兴体。任明代宫廷书法家的沈度的吴兴体书风收到了永乐皇帝的喜爱,因此明代宫廷文书的抄写工作都由沈度负责。有些抄本会由内府经厂刻制传播。从此明代的内府书籍一直延续吴兴体风格。十六世纪后,内府刻本所应用的主流字体即为沈度书法。

在明代吴兴体也成为蕃府刻本的主流字体,到嘉靖年间蕃本明显的应用了吴兴体。从上文可知元以后的二三百年吴兴体仍有广泛的影响力。我们可从有限的资料推断吴兴体在刻书产业中的推广,文人士大夫是主要推动者,元明两代政府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吴兴体成为元代书籍版式主流字体的原因

(一)元代审美趣味的变化对元代书籍版式的影响。

由上文可知,吴兴体书籍产业中的特殊地位,是由于文人与政府合力促成的,文人代表一个时代的审美品味。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评价元代书籍版式的美学品质:一是形而下的功能美学,也就是技术层面,如版式的规格,行款、装饰等。宏观的看古籍籍版式的演变可知,与宋代相比元代版式的功能美学并没有革新。但由于社会经济的限制,元代版面技术层面还稍逊于宋代。

由另一层面是文化层面,也就是形而上的艺术审美。由于宋元同处在儒学为主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之下,在这一时期内宋元版式的艺术性也趋于相近,但即使意识形态一致,美学也会受到某种影响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这个时代的文人与大众的审美趣味,成为吴兴体出现在书籍版面的文化因素。

若是将宋代美学定义为“典雅”,元代文化可定义为“雅俗”。这是因为与宋代的高雅文化相比,元代文化主要特点是“俗”。俗文化与雅文化此时兼容并蓄。由于少数民族“百工之事,无一而有”,游牧为生的蒙古族的审美倾向世俗。此外在元代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受过程中,宋代盛行的世俗文化最易吸收。因此元代各门类文艺多少都有世俗倾向。

如“淡雅之极致”的宋瓷求细致而不尚粗犷,重瘦挺而不能肥硕。而元代蒙古族的繁杂装饰、动植物纹样与宋瓷工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倾向的元青花瓷。“色彩华丽,纹饰繁复,化虚为实,极尽雕琢,精致写实”的元青花是具有世俗意味的。

文学方面,盛行的元曲杂剧在内容上表现出对世俗社会的关怀,在形式上表现出白话倾向,这表现另一种“俗”。文學审美逐渐脱离文人雅怀,走向社会真实。如批判社会现实的《窦娥冤》,元曲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展现出一幅具象画面,意向直白,有别于宋词。

但元代审美倾向从阳春白雪从走入世俗,其“俗”并低俗,高雅成分仍然存留,而展现出大俗大雅的另一美学高度。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美学:人类各个时代的美感不是发展前进,而像钟摆一样曲线迂回,各有特色。元人之“俗”反应了那时的时代气氛,另有雅趣。

元代书法美学也不能“免俗”,同样表现出雅俗共赏:一方面,“宋人尚意”而“元人尚态”,元代书家为对技巧格外重视,另一方面,书法的艺术性与实用性出现合一之势。

元代书法不像宋书法家的纵逸不羁,虽延续了宋人的尚意趣,却更将内向情趣外化为形态,追求完善技法,并提倡崇古,使宋书之优美发展以致圆熟境界。

邱振中的一个研究很说明问题,他的研究将历朝书家名作每个字画一个圆圈,并确保整幅书法作品每一个字全套进圆圈。多数情况整幅书法作品的圆圈集合在一起是重叠的,重叠部分与圆的总比率被称为外接重圆率。

邱振中列出了书法名家的外接重圆率数值,其中有:王羲之《兰亭序》 14.3%,颜真卿21.5%,苏轼《黄州寒食诗帖》42%,黄庭坚《经伏波神祠〈86.3%,赵孟頫《洛神赋》4.8% ,董其昌《行书诗轴》2.9%,张瑞图《行书诗轴》46% ,王铎《行书轴》38.3%。这个数值反映了历代书家作品的章法特色,当外接重圆率的比例小时,整副书法中的每个字的形态独立,比较适合作为版面上的文本字体。反之,当外接重圆率的比例大时,书法作品的单字经常与其他字产生联系。

从中可知由晋至宋这个时期外界重圆率数值稳步上升,意味者自魏晋始书法的艺术性和自由性是这一时期书法史的主要发展方向,并在宋代到达顶点。而到了元代与明代初期,外接重圆率数值到达最低点,意味这个时代书风崇古,形态拘谨。而明末书法作品的外接重圆率数值又继续攀升,意味明末时书法美学又有新变化。通过书法外形的变化揭示出书法美学的转向,能明确展现元代书风的内敛倾向。

尊古重态的新美学树立后,元代书家走出内心意境并博采众长,甚至吸取刻本字体美感。魏晋时,书法从本初的实用功能独立出来走向艺术性的自觉,但在此时书法的审美又包容了实用字体的审美。赵孟頫的一首词写道:“而是玉楮银钩,若与灯月相映”,“玉楮”与“银钩”暗指宣纸与小楷。此诗句将刻本形象转向诗意,赵孟頫开创把书籍作为艺术欣赏对象的先河。

除此之外,赵孟頫将刻本字体美感融合于他的书风。《汲黯传》他著名小楷书法,此作品末尾题款出现“此刻”二字,说明这件作品是刻本《汉书》的临本。有意思的是此书法作品却用于版刻。身为著名书家的赵孟頫临刻本,并亲字为刻本写稿。在他眼中,刻本字体不仅是器物而更视为文化传统的载体。可见元代书风也包含对“俗物”的吸收。

因此可以解释为何元代版式的主流字体是本朝字体而非前代字体:“宋人尚意”,书法风格缺少书籍版式所需求的实用性,因此宋代书籍版式上出现的是唐人中规中矩的字体。而元代书法艺术风格上重法度,相对内敛,和对刻本文字的吸收,元代书法的柔媚可以称得上雅俗共赏,同元代其他文艺门类的审美是有相通之处的。正因如此,由于元代书法艺术吸收了实用性,体现了审美与实用的统一。书法审美趣味的变化是吴兴体能成为那个时代书籍版式字体的根本原因。

(二)吴兴体适合书籍版面的审美要求

元代书家代表赵孟頫,其书风更重法度技巧。纵观其书风发展,经历了锋露势张的初期,吸收唐楷以至形长态稳的中期,及兼容并蓄的后期,完成了从尚意到尚态的演变。他崇古,以为“欧褚以下不足论”,偏爱晋唐。宋代书风多仿颜真卿,颜真卿书法浑厚混宏,而二王的书风与中唐以后书风有别,特点是平和自然且委婉含蓄。在赵孟頫的倡导下元代书家发起“复古运动”。在此风气中,赵孟頫书法取自篆、隶、二王,概括起来即是“法古人,重用笔,重工勤”。吴兴体相对与欧阳询的书法风格,较为幽雅圆润。

赵孟頫的书法的风格一言以蔽之,即是“结体中正,用笔考究”。他的书法风格简称赵体,在明代由于受到翰林学士偏爱,他们习赵体的书风又称“台阁体”,也可称“吴兴体”,这是因为赵孟頫生在吴兴。“赵孟頫的楷书是自颜体以来最早出现的新式楷书,大字,小字无不适合书写”。方闻解释了吴兴体的柔媚风格恰好适合刻本对字体的易读要求。

(三)赵孟頫的政治文化地位促进了吴兴体在书籍版面的推广

此外,赵孟頫书法字体在刻本的推广也是由他的政治、文化地位决定的。赵孟頫是吴兴人。吴兴即湖州,元代上述千年这个地方就画家、文人辈出,尤其在元代被称中国的佛罗伦萨。家学渊博的赵孟頫文化修养深厚,为“元人冠冕”。他学识渊博,除了文学艺术,他还涉猎政治军事各科,即使单说书画,他也在山水、花鸟、人物多个绘画领域都首屈一指。他的才华使他在文人圈中影响持久,当时文人士大夫也将其书画视作上品。

赵孟頫姓赵,是宋代皇族后裔。赵孟頫的身份是南宋“遗民”。事实上遗民是宋代先前的士人,接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有顽固的节操观念,视变节为极大的耻辱。他们拒绝元廷的官职,在生活中通过象征行为表达对元廷的抗议。遗民们远离政治,向佛教需求心灵寄托。赵孟頫身为遗民又在元廷为官,与遗民的常规做法不同,从而被士人们视为不忠于宋。因此赵孟頫一生“矛盾,痛苦,悔恨,委屈”。他又与遗民不同的自我思考:在元廷为官能使蒙古人了解汉族博大的文化传统。位极人臣的他,坚持己见但内心不免煎熬。赵孟頫开始也不是自愿为官,是由于程矩夫、杜道坚的号召鼓励。1386年程矩夫举荐二十四位汉族文人在元廷为官,其中就有赵孟頫。赵孟頫在他们中间尤为突出,被忽必烈喻为“神仙中人”,自从五品始一路加官进爵直至一品。十四世纪的最初十年,他有在江浙儒学官员的经历,并与浙江文人关系紧密。而“官居一品,名声显赫”是在他的晚年时期。赵孟頫在江浙地区的为官经历,以及名声显赫的晚年,有助于推行文化政策并实现他的文化理想。这说明重用汉臣的元代廷对宋代遗民的态度较为宽容大。在元廷看来,赵孟頫的吴兴体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通过赵孟頫的影响力笼络士人,是元廷的文化策略。因此无论是元政府的策略、赵孟頫的文化影响力、还是赵孟頫本身的意愿都有利于吴兴体在书籍刻本的推广。

结 论

综上所述,吴兴体在元代刻书产业中的推广,有以下几个原因:元代书法的审美趣味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合一,这是文化原因;赵孟頫的书法风格的某些特征适合成为书籍版面文字,这是风格原因;赵孟頫成为元代朝廷中的汉族官员,深得皇帝的信任,元政府也希望通过赵孟頫的影响力笼络汉族士人之心,这是政治原因;赵孟頫不仅将书籍仅仅看作器物,并且看作为具有文化含量的艺术品,因此他有推广自己书法的意愿,这是赵孟頫的主观原因。无论原因如何,吴兴体在元代书籍刻本的普及是中国书籍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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