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最伟大的诗歌公民

朵渔

正如你预言的那样，凛冽的风吹着

你的铜像被竖立在街心的广场

人们来来去去，生和死每天都在发生

虽然已经有好长的时间，那些——

曾经狂热地爱过你的人，他们的子孙

却在灯红酒绿中渐渐地把你放在了

积满尘土的脑后……

——吉狄马加《致马雅可夫斯基》

对于我这一代诗人而言，很久以来，马雅可夫斯基差不多是一个被放弃与被遗忘的对象。我们的诗歌启蒙大多发生在1980年代，那是一个将“现代”视为新的图腾、将“风格”视为唯一标准的年代。马雅可夫斯基是谁？他是那个尘封的、已被许多人遗忘的风信旗，是我们的文学父亲们的偶像，是滚滚烟尘消散之后被蒙尘的历史遗留物，是图书馆黑暗角落里乏人问津的落寞的大师。我曾在大学图书馆里遇到过他，作为红极一时的诗人，他被成捆地堆放在书架的最低一层。当他的同时代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甚至甜腻的田园诗人叶赛宁纷纷重见天日时，马雅可夫斯基的光芒却越来越黯淡了。他曾经是俄语诗歌的天空中最亮的一颗星，然而他的日益黯淡与消逝却让我们莫名地窃喜，仿佛有一种快感。

虽然“灯红酒绿”并不尽然，虽然我们也不全是“那些曾狂热地爱过你的人的子孙”，但无论如何，“忘却”是一个已然发生的事实。如果不带偏狭地去反思，我们需要想想，我们是否再次被历史欺骗而不自知？蒙尘的大师应该是时间中的钻石，我们是否再次扮演了扬尘者的角色？吉狄马加在他的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的题记中，引用了亚·勃洛克的一句话：“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马雅可夫斯基是否能够穿越“时代的死亡地带”，并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后重新复活？或是否如吉狄马加在诗中所乐观地预言的那样： “因为你始终相信你会有复活的那一天/那一个属于你的光荣的时刻——/必将在未来新世纪的一天轰然来临！”

马雅可夫斯基在汉语里经历过辉煌，作为“左翼文学”的“同路人”，他很早就被汉语视为偶像；但也经历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这其中就包括我所成长的时代。拒绝马雅可夫斯基，其实是一个隐喻性事件：拒绝为马雅可夫斯基加冕的时代。问题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冠冕为时代所加，是时代错了，还是他错了？该如何理解他与时代之间的恩怨纠葛？当时代发生了断裂与漂移，谁来为那顶错置的冠冕负责？或者说，马雅可夫斯基真的被误解了吗？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当我们穿越星际空间去重新打量这颗星，马雅可夫斯基，“他是不是大师，你说，他是不是大师”？

我感觉到“我”对于我来说是渺小的，

有个人执拗地要从我体内挣脱出来。

喂！

是誰呀？是妈妈吗？

妈妈！您的儿子病得很重。

妈妈！他心中起了大火。

请告诉姐妹们——柳达和奥莉雅，

他已经走投无路。

——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

无论抱着如何挑剔的风格标准，无论从俄语到汉语经历过怎样眩晕的空翻，《穿裤子的云》的天才的光芒都无法被忽视。 “如果不是无知的偏见和卑劣的质疑/没有人真的敢去否认你的宏大和广阔/你就是语言世界的——又一个酋长//是你在语言的铁毡上挂满金属的宝石/呼啸的阶梯，词根的电流闪动光芒/是你又一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形式/掀开了棺木上的石板，让橡木的脚飞翔”。吉狄马加的激情赞美，是同行之间的惺惺相惜，是一个拥有诗歌雄心的大诗人对天才的再次确认。要知道，那时他才22岁， “我的灵魂中没有一茎白发。/它里面也没有老人的温情与憔悴！/我以喉咙的力量撼动了世界，/走上前来——我奇伟英俊，/我才二十二岁。”他时常穿着那件标志性的黄色上衣，做着一些挑衅与叛逆的事情。“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这就是四部乐章的四个口号。”事实上这也许只是一首取悦于情人的长诗，诗中吹牛之能事，恣肆张扬之能事， “赞美我吧！/我不同于那些伟大人物。/我给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打上两个字： ‘虚无。”天才的烈焰蓬蓬勃勃，伟大的创造力令人嫉妒。现实生活里的马雅可夫斯基并不像诗中那么张扬，爱伦堡说他“有一种浪漫气质，但又为自己这种气质感到羞涩”，因此需要一种幻想的张扬或粗暴来掩饰；帕斯捷尔纳克也说他“强烈的羞怯心正是他肆无忌惮行为的动力，而他虚假毅力下面则隐藏着非常多疑的和喜欢无端犯愁的优柔寡断性格”，甚至他的黄色上衣也只是一件道具，“他根本不是用它来抵制小市民阶层的西装上衣，而是用它来对付他自身的那种黑天鹅绒般的天才，这种天才的黑眉毛艳丽得腻人的样子早就开始使他感到愤懑不堪了”。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张扬的个性掩饰着敏感的内心，狂暴的风格后面是无理性的狂喜，而这正是一个天才诗人的标志：狂暴、羞涩、张扬、内敛、狂喜、绝望、孤独、合群、索取爱、付出爱、为爱死、为爱狂……一个浑身是谜的矛盾综合体。因此，吉狄马加才有底气在诗中召唤马雅可夫斯基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诗人”重新归来：

……你就是你！

你可以从天空回来，云的裤子

不是每一个未来主义者的标志，我知道

你不是格瓦拉，更不是桑迪诺

那些独裁者和银行家最容易遗忘你

因为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诗人

你回来——不是革命的舞蹈者的倒立

而是被命运再次垂青的马蹄铁

你可以从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

影子一般回来，因为你嘴唇的石斧

划过光亮的街石，每一扇窗户

都会发出久违了的震耳欲聋的声响

——吉狄马加《致马雅可夫斯基》

吉狄马加希望马雅可夫斯基的回归“不是革命的舞蹈者的倒立”，而马雅可夫斯基却始终与广泛意义上的“革命”紧密相联。1915年，正是革命的前夜，一个世纪的开端。那是一个白水银般的时代，如俄罗斯大地上的极夜，充满着梦幻般的光芒。阿兰·巴丢在论述20世纪的开端时说：“那些年，在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那是一个奇迹般的创造的年代，那是一个可以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和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相媲美的全面创造性的时代。那是一个令人振奋和与传统决裂的神奇的年代。”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那是一个成长的年代，也是一个反叛与断裂的年代。和白银时代的“诗人车间”里的那些诗人们不同，马雅可夫斯基从一开始就将政治行动与诗歌写作作为一个“行动”的整体，践行到自己的生活里。1908年，在他15岁时，他就退学加入了俄共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散发过秘密传单，策划过越狱，并屡次被警察盯上。他先后三次被捕，第三次是在16岁生日那天。

1912年，马雅可夫斯基在布尔柳克等人组织发起的“未来主义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上签名，“宣言”号称“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统统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抛下去”，因为“不忘初恋的人，不能理解最终的爱”。未来主义者们对传统与古典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声称忘记俄罗斯文学的初恋，是为了得到真正的、更伟大的爱，这爱朝向未来，通往伟大的天启。“宣言”中还声称：“我们要求尊重诗人的权利：1.有自由造词以增加词典容量的权利（语言革新）。2.有对以往存在的语言怒不可遏的权利。3.有从自己高傲的前额上愤慨地摘下你用白桦树枝编织的堂皇的冠冕的权利。4.有在海沸波翻中伫立于词语‘我们所堆砌的巨石之上的权利。”自命不凡的未来主义者们在艺术上与传统“断裂”，要求创造的权利，要求拥有对艺术的完全自治；在政治上则拥抱无政府主义，对未来抱持一种狂热的盲信与虚无态度。宣言的全部本质无非就是抛弃传统的废墟，去发明一个全新的未来。“你是词语粗野的第一个匈奴/只有你能吹响断裂的脊柱横笛”，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完全是在一种对未来、对革命的欢娱与迷狂中开始写作的，这种写作既契合了他天性中狂喜、粗野的一面，同时又与他内心悲悯、人道、自由的价值观时相冲突。他虽然对现存的价值、规则持否定、虚无的态度，但这种否定和批判又不可避免地引向一种启示录般的终极价值。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民族的基本精神结构就是“启示录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对立统一”。

也许你就是刚刚到来的那一个使徒

伟大的祭司——你独自戴着荆冠

你预言的1916就比1917相差了一年

这个世界的巨石发出了滚动前的吼声

那些无知者曾讥笑过你的举动

甚至还打算把你钉上谎言的十字架

他们哪里知道——是你站在高塔上

看見了就要来临的新世纪的火焰

直到今天——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知道你宝贵的价值

——吉狄马加《致马雅可夫斯基》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为20世纪那黄金般的开局定下悲剧的基调，马雅可夫斯基以他的天才应和着这个基调，同时朝向一个伟大的、史诗般的未来敞开：“你们沉溺在温柔乡里，/你们/流着/几世纪流不尽的泪，/我要离开你们，/把太阳当作单片眼镜/嵌在瞪得圆圆的眼眶内”。“把太阳当作单片眼镜”的诗人很快就会遭遇布尔什维克革命。马雅可夫斯基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最是让人捉摸不透。与其说马雅可夫斯基遭遇了革命，不如说他拥抱了革命，那场革命正是为他狂暴的精神所准备的。他就是革命的“伟大祭师”和“第十三个使徒”。革命来临之后，白银时代的诗人们普遍喑哑下来，虽然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也想调整自己的调门以适应革命的要求，但天性中对传统、对古典的眷恋，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的不适，使他们与革命最终睽违两途。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中有与革命文艺相通融的东西，至少不会产生直接冲突。他天性中的温情与命运中那神秘莫测的“安全保护证”——如《日瓦戈医生》里那位神秘、善良、身居高位、随时提供“庇护”的弟弟形象，使他命运的小舟在惊涛骇浪中不致撞碎；而曼德尔施塔姆则不同，曼继承的是阿克梅派的诗学遗产，这其中不仅有整个俄国19世纪的诗学积淀，更有“对世界文化的眷念”（曼语）。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学趣味迥异于时代，他对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甚至未来主义等等诗歌流派不屑一顾。他虽然并没有让自己变成政治上的反对派，始终以一个本质性的诗人的形象将自己的价值锚定在诗歌中，但他的气质和音调实在不符合“合唱队”（布罗茨基语）的要求，无论怎么努力，天生高贵的“嗓音”都让时代觉得刺耳；另一方面，当他试图与时代谈判时，却发现“时代对投降者的要价高得离谱”。他只有在一种充满恐惧与重压的孤立状态中，勇敢地承担起一个独立诗人的使命。这副重担被他背负到生命的终点，即便是在苦难深重的流放途中，他也没有卸下来过。

马雅可夫斯基则不同，革命是为他的“未来主义”所铺设的红地毯，他走向革命再自然不过。问题是，马雅可夫斯基心中的革命到底是什么？又如何理解他对于革命的“宝贵价值”？马雅可夫斯基拥抱革命并不意味着他拥抱政权；他拥抱领袖也不意味着他对个人崇拜。 “当然，更是因为你——诗歌从此/不仅仅只代表一个人，它要为——/更多的人祈求同情、怜悯和保护/无产者的声音和母亲悄声的哭泣/才有可能不会被异化的浪潮淹没”。诗歌与革命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代言”，革命的目的是改造新人，创造一个美丽新世界。新人是一种真实的创造物，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事物。创造新人，首先就是要摧毁旧人，以一种战士的激情，将“新人”的历史实在性确立在世纪的开端。“对旧人的讨论充满着暴力和势不两立的情绪”，这种暴力化的摧毁行动以及对新人的建构，与未来主义要求“自由创造”和“怒不可遏的权利”不谋而合。意大利未来主义领袖马里内蒂在发表《未来主义的第一个宣言》时就声称，战争是革新世界的唯一手段：“意大利收藏的古董都应该卖掉，转买大炮、飞机和毒气炮。……罗马的古迹都应该铲除。那么，好让出空地来盖造工厂、炮台，放置机器。”未来主义对资本主义、对中产阶级社会趣味的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天然契合。马雅可夫斯基不会不知道革命的残酷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毛泽东的一段经典表述。如何理解马雅可夫斯基对政治革命的拥抱？虽然他的天性中有暴烈的一面，但那毕竟只是他相互撕扯的灵魂中的一个面相。阿兰·巴丢认为，革命者对塑造新人的激情超越了道德，甚至超越了传统的准则，“任何关于新人的真实的信念都不会在乎其代价，这种不计成本的信念赋予了这种方式以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个世纪有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新世界只能在废墟之上建立起来，新只会发生在旧完全毁灭的基础之上。从“世纪”的内部来看，20世纪是一个英雄和史诗的世纪， “这个世纪同时是囚笼和新生。”（巴丢），革命者看到的是新生，只有“旧人”才会得到囚笼和恐惧。即便囚笼和恐惧真实地存在，在革命者眼中也只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新人就是在旧人的尸体上开出的艳丽的花朵。如果我们跟随巴丢的视野，以一种大历史的观念，将20世纪的革命看作一部英雄史诗，又该如何来审视各种外力加诸给个人命运的元素？在英雄主义的大历史中，个人往往被视为简单的数字，成为历史的注脚。“正如同样在《伊利亚特》中读到的那种对（死亡）的不关心一样，因为行动之力在强度上超越了多愁善感的道德。”（巴丢）当英雄史诗与马雅可夫斯基天性中的英雄情结相契合时，灾难性的场景多半会被他自动屏蔽。在马雅可夫斯基诗情飞扬的年代，他对革命的拥抱更像是一种忘情的投入，这其中自有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完满的天才成分。也许正基于此，吉狄马加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声：“原谅这个世纪！我的马雅可夫斯基”，因为“这些鼠目寸光之徒，只能近视地看见/你高筒皮靴上的污泥、斑点和油垢”！当恐惧笼罩在每个人头上时，马雅可夫斯基已经提前将自己解决掉了。事实上，即便是大清洗时期的1930年代，从世纪的内部去观察，阿兰·巴丢亦将其视作一种特殊的“精神”，这种精神“根本不贫瘠，它和世纪之初的精神一样伟岸，一样粗犷，富有创造性和敏锐性”。马雅可夫斯基貌似在拥抱现实，事实上他还是在拥抱一种精神。当这种精神日益显示出它本来的面目和乌托邦本性时，崇尚行动与真实的马雅可夫斯基才最终走向幻灭。

从诗歌的内部去观察，20世纪的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尺度，与之前已有了巨大变化。至少在19世纪，诗人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依然是明显的，“雨果在法国，惠特曼在美国都是人们的典范”。到了20世纪，雨果的遗产烟消云散了，诗人们更多的是在对马拉美的承继中，在向语言的逃遁中，完成了诗歌与世纪的新的尺度。“20世纪建立了另一种形象，诗人成了失落的思想的残余，在语言中，诗人是一种对被遗忘的开端的保卫者。”（巴丢）无论是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马拉美的“从虚无或乌有中召唤出某种东西，意指包含在诗歌之负面表达中的可能和植根在语言深处的可能”，诗歌朝向语言的普遍的大面积的隐遁是不争的事实。然而20世纪又是一个追求“真实的激情”的世纪，诚如巴丢所言，如果说19世纪是一个梦想的世纪，它宣布着、许诺着、憧憬着，20世纪则是一个唯意志论的世纪，它宣布要“立刻实现”这些梦想。“这个世纪怎样看待自身？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是许空头支票的世纪，而是一个现实化的世纪。这个是行动的、实际的、绝对当下的世纪，不是宣示和未来的世纪”。因此也可以说，20世纪（尤其是其开端之时）的激情在于真实，它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开端，虽然这是一种固执的忠实。马雅可夫斯基对未来新生活的激情与时代的要求正相契合，火热的生活与火热的诗相互激励， “让风/向着古老的时日/吹去那些/纠缠不清的乱发。/我们这颗星球/欢愉/本来就不多。/应当从未来的日子里/夺取/欢乐。/在这种生活里/死去/并不困难。/但是把生活弄好/却要困难得多。”“立刻实现”就要付出代价， “为了共产主义/不要被金丝雀战胜——/赶快/把金丝雀的脑袋扭断！”这代价早已列入诗人的伦理清单。既然是选择英雄与时势，要投身于富有激情的真实性的工作中，与世纪的命运连为一体，就不要后悔去破坏，因为未来建立于废墟之上，它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这年轻的野兽，全新的政治，与诗人之间形成一种新的联结。英雄与革命的世纪天然带有一种乌拖邦的破坏性气质，激情、煽动性，马雅可夫斯基在其迷人的个人气质中亦具有这种攻击性和煽动性，一种介入大众并造成轰动效应的强烈兴趣。比如他那布道般的“超自然的朗诵”，再比如，“对传统的冒犯——你这个家伙，从来/就是用以吸引大众目光的一种策略”。“对于那些前卫艺术来说，艺术远不仅仅是天才作品的孤独生产，那里有一种集体性的存在，在那里看到的是生命。艺术不再被看作是缺乏暴力元素的美学斗争。”（巴丢）这种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很难再分清哪是政治，哪是诗。“不会有人忘记——革命和先锋的结合/是近一百年所有艺术的另一个特征/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是在/反越战的时候，艾伦·金斯伯格们/在纽约的街头嚎叫，但在口袋里装着的/却是你炙手可热的滚烫的诗集”。从一个“世纪”的长度来看，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与世纪的巨腮呼吸相和，那种启示录般的视野、开阔性，那种宏大的气质，而不是“那些没有通过心脏和肺叶的所谓纯诗”，才是吉狄马加所最为看重的。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甚至称马雅可夫斯基是20世纪的雨果。他的“长脸的兄长”帕斯捷尔纳克也毫不掩饰对他的热爱：“有人建议我谈谈自己时，我就会开口讲马雅可夫斯基的事。这并没有错。我崇拜他。我把他视作自己的精神上的天际线。”谈到马雅可夫斯基与时代的关系，帕斯捷尔纳克说：“说真的，这个人对这个国籍来说是唯一的公民。其余的人也斗争过，也牺牲和创造过生命，或者是也忍耐和困惑过，然而他们都是逝去的那个时代的土著居民，尽管他们也有差别，却都是它的好乡亲。也只有在这个人身上，时代的新现象才会像气候般地溶入他的血液之中。”马雅可夫斯基不仅参与创造一个新世界，事实上他也参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自我。

然而马雅可夫斯基并不像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那样与时代融合得天衣无缝，否则他也不会最终举枪朝向自己的胸膛。他与现实之间的龃龉始终存在。1924年，马雅可夫斯基写出大型政治抒情诗《列宁》，满怀热情、情绪饱满地为领袖唱赞歌，但领袖对未来派艺术向来不感兴趣，列宁曾对德国女革命家蔡特金说：“我不能认为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是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丝毫愉快。”高尔基在回忆录中也谈到，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是不信任的：“乱叫乱嚷，捏造一些离奇古怪的字眼，并且他写的全是不需要的，在我看来，——不需要而又难懂。一切都是不连贯的，难读得很。”1921年，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一亿五千万》将要出版，列宁在給卢那察尔斯基的一张便条上写道：“我认为，这类东西十篇里只能出版一篇，而且不能超过一千五百册， 供给图书馆和一些怪人。”相比马雅可夫斯基，列宁更喜欢普希金一些。直到诗人写出《开会迷》那样针砭时弊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品，才得到了领袖的赞许：“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诗人后来反思道：“伊里奇说得好，我那时能是什么共产主义者？我是作为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来接受十月革命的。”并为自己将未来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相提并论感到“幼稚”，自此脱离未来派，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现实革命中去。马雅可夫斯基原本希望能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自己的“文学革命”，却不知不觉滑向了“革命文学”，不仅自觉地参与“社会订货”，甚至用更为激进和严格的政治标准检查、修改自己的作品。这场社会革命非但没有为他带来彻底的、终极性的安慰，让他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相反，他的诗歌正在被吞噬。据爱伦堡回忆，马雅可夫斯基后来也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的作品也许更好。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在其最后一首未完成的诗《放开喉咙歌唱》中说他一直“抑制着自己的歌喉”。我们没有必要掩饰马雅可夫斯基与政治之间的龃龉， “不是你所有的文字都能成为经典/你也有过教条、无味，甚至太直接的表达/但是，毫无疑问——可以肯定！/你仍然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的公民”。要做一个时代的“诗歌公民”必然会触及政治。马雅可夫斯基最终的幻灭，与他没有处理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有关。用阿兰·巴丢的说法，政治与文学存在相互重叠的两种关系，一个是内在于艺术的，通过对形式的激活与创造，触及断裂，并最终“触及了作为存在的黎明的对真实的激情”，而这也是马雅可夫斯基拥抱革命的出发点；另一个则是外在的过程，通过与政治的关系，在一种“无限的集体形式下”去触及某种断裂，创造新的黎明。但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艺术自治的问题，一旦艺术自治与功利的现实产生冲突，这两种异质的创造形式无法真正“熔合”，做出牺牲的只能是艺术和艺术家。马雅可夫斯基虽然一再标榜自己的革命正统性，但他诗中不时流露出的天才的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还是时常受到所谓正统派的攻击，他从来都不是他们所认同的“同路人”。他以一种自我毁灭的、反对一切偶像和规则的狂热融入革命，而革命也在彻底否定、打倒一切的倾向中应和着他内心的极度渴求。但马雅可夫斯基内心又有一种天启般的悲悯情怀，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人道的情怀与现实时相龃龉。在内心幻灭、排斥、爱情受挫、身心俱疲，内外夹攻之中，马雅可夫斯基最终举枪走向了自己毁灭的顶点。虽然在他死后不久，他就被领袖树立为文学界的偶像， （“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对他的纪念和他的作品漠不关心是犯罪。”——斯大林）但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说： “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一样，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

在你活着的时候，谁也无法快过你的速度

你最终跨进传说只用了一步，以死亡的方式！

——吉狄马加《致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作为一个主体性事件，标志着一个心怀人道与悲悯，同时兼具俄罗斯虚无主义与启示录情结的大诗人，在试图将自我实现与自我救赎与他所处的现实捆绑在一起时所遭遇的无解与无告。这不仅是他个人抒情诗的黄昏，也是迷狂的个人主义在现实面前所遭遇的一次沉重的触礁。他的符号性意义在于，诗歌与革命在黎明前的友谊也许真挚而美好，一旦太阳升起，最明亮的星辰也难免黯然消隐的悲剧。从“世纪”的角度来看，马雅可夫斯基是20世纪启明时期最明亮的星，一个美丽的黄金般的未来在缓缓展开，他仿佛就为此而生。帕斯捷尔纳克甚至略怀嫉妒地说：“他从小就被未来宠坏了，这未来相当早就已被他所掌握，看来还是没有费很大力气就掌握住的。”他把握住了开始，可惜无法掌控结局。当世纪像一只十恶不赦的恐兽难以自控时，此时举枪面向自己，也许是他能够完成的最伟大的结尾了。

理解马雅可夫斯基也许不难，我们既可拉长时间的视线，从世纪的角度向他投去英雄般的注目，也可以从诗的角度，向一个天才送上人性的温情。如吉狄马加诗中充满真情的赞美与致意：

马雅可夫斯基，没有一支铠甲的武装

能像你一样，在语言的边界，发动了

一场比核能量更有威力的进攻

难怪有人说，在那个属于你的诗的国度

你的目光也能把冰冷的石头点燃

但问题是，马雅可夫斯基还有没有复活的可能？他会在何种意义上在新世纪重新复活？吉狄马加在诗中给出的答案是：天才不死——

马雅可夫斯基，时间和生活已经证实

你不朽的诗歌和精神，将凌空而至

飞过死亡的峡谷——一座座无名的高峰

那些无病呻吟的诗人，也将会

在你沉重粗犷的诗句面前羞耻汗颜

你诗歌的星星将布满天幕

那铁皮和银质的诗行会涌入宇宙的字典

你语言的烈士永不会陨落，死而复生

很多诗歌天才都有其不朽的成分，这些不朽的价值就像微量元素汇入我们的文化。马雅可夫斯基的不朽，还不仅是其作为“语言的烈士永不会陨落”，诗歌的星空布满不朽的星辰，但周而复始落而又起的只有一颗太阳。马雅可夫斯基升起于20世纪的启明时刻，在21世纪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世纪的轮回。我们该把马雅可夫斯基重新召唤回来吗？事实上十多年前，我的朋友沈浩波已经在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體”召唤他的幽灵。他虽然批判了马雅可夫斯基所生活的现实，但用的却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方式。这是一种深刻的悖论，我们都知道马雅可夫斯基陷入过一个什么样的陷阱，这陷阱为时代的猎人所设，但我们在批判这陷阱的同时，却依然会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从容以赴，似乎那座陷阱并不为我所设。吉狄马加也在道德伦理的意义上重提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诗学和批判诗学，他以马雅可夫斯基的方式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复活做出预言；他以类似于马雅可夫斯基的道德热情、文化姿态和迷人声调，声讨21世纪的道德沦落、资本罪恶和生存危机，呼吁多元文化、传统精神和最终审判的来临。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批判依然有效，就必须承认马雅可夫斯基重新复活的正当性。当马雅可夫斯基不仅仅在他的语言天才里复活，而且还在他宏大的人类视野、在对未来的热情拥抱里复活时，我们知道，一个激动人心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庆祝时刻就要来临了。此时，马雅可夫斯基既是导师，也是不幸的榜样。一个诗人该如何接纳这样的时刻，而又不至于两次踏入同一座陷阱？吉狄马加以他诗人的预言家般的激情，与充满道德思辨的热血情怀，试图披荆斩棘，重塑一个世纪前的榜样——

马雅可夫斯基，新的诺亚——

正在曙光照耀的群山之巅，等待

你的方舟降临在陆地和海洋的尽头

诗没有死去，它的呼吸比铅块还要沉重

虽然它不是世界的教士，无法赦免

全部的罪恶，但请相信它却始终

会站在人类道德法庭的最高处，一步

也不会离去，它发出的经久不息的声音

将穿越所有的世纪——并成为见证！

2016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