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学森：“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叶永烈

“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是一个谦逊的人，他从未称自己是“大科学家”。然而，在他的晚年，却有一次例外，他竟然大声疾呼自称：“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讲述这一有趣故事的，是钱学森的保健医生赵聚春。

那是在钱学森晚年，久卧病榻，语言不多。有人怀疑钱学森是否患了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又称“阿兹海默氏症”。据不完全统计，在61岁至64岁的老年人中，患老年痴呆的比率为1%；在65岁至80岁的老年人中，达5%，而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高达15%至20%。当时，钱学森年已九旬。

于是，趁钱学森住院时，大夫就对他进行老年痴呆症测试。

老年痴呆症的表现之一，就是计算数字产生障碍。大夫按照老年痴呆症的测试“规矩”，问钱学森：“100减7是多少？”

钱学森不假思索回答说：“93。”

大夫继续问：“93减7是多少？”

钱学森迟疑了一下，答道：“86。”

大夫再问：“86再减7呢？”

这时，钱学森发觉大夫似乎怀疑他的思维能力，拿这种测试小学生数学水平的题目对他进行测试，顿时脸露愠色，大声呵斥道：“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负责测试的大夫先是一怔，然后忍俊不禁。因为这清楚表明，钱学森没有老年痴呆症。

听了赵聚春医生转述的这一趣事，笔者特地查阅了老年痴呆症测试问卷，其中果然有一道测试题：“请受试者计算：100减7是多少？再减7是多少？再减7是多少？依此类推，计减5次为止，每答对1次得1分。”

从2002年起，赵聚春医生接替周顺祥医生担任钱学森的保健医生，直至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病逝。在2002年之前，周顺祥休假时，就由赵聚春代替，所以赵聚春在钱学森身边工作了多年，赵聚春总是称钱学森为“首长”。

给赵聚春医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钱学森的时间观念特别强，非常守时。记得有一段时间钱学森患牙病，需要到301医院补牙。

301医院是部队医院，正式的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这家医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1医院”，在1957年6月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不过，在北京叫惯了301医院。这家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

赵聚春医生事先为钱学森约好诊治时间，每一次都在上午8时。赵聚春总是在7∶30去301医院南楼取出钱学森病历，做好准备工作。将近8时，他到楼下等候。这时，钱学森的黑色轿车会准时到达。一身军装的钱学森下车之后，赵聚春陪他乘电梯上楼，来到牙科诊室，不早不晚，8时整！

一连看了五次牙病，钱学森都是如此分秒不差。

同样，医生到他家给他打针，约好8∶30，他就坐等，但是过时不候。

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体质不错，中年时期几乎不生病、不住院。钱学森的健康亮起红灯，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体检时，工作非常仔细的301医院化验员从钱学森尿液沉渣中发现了肿瘤细胞。于是，对钱学森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查出尿液沉渣中的肿瘤细胞来自膀胱。这表明，钱学森可能得了膀胱癌。钱学森不得不住院检查。

经过用膀胱镜进行检查，确诊患膀胱癌。著名泌尿科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吴阶平关注钱学森的病情，过问钱学森的膀胱癌手术。

幸亏发现得早，钱学森经过外科手术切除恶性肿瘤之后，直至他98岁病逝，都没有发现癌症转移。

1991年10月16日，80岁的钱学森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授奖大会上，钱学森站起来讲话。当时在场的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穿一身中山装，站得笔挺，声音洪亮。赵聚春特别注意到，钱学森的声音带有金属之声，非常好听。

在80岁之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毕竟“老而病”乃人生不可抗拒的规律，钱学森的病渐渐多了起来，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他觉得走路困难、双腿疼痛，经检查患“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不得不坐上轮椅。在家里，钱学森则依靠圆形步行器行走。

钱学森晚年很少见客，那是因为医生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外人一多，容易对他造成感染。他每天亲笔写信，写下大量的书信，通过书信与友人交换意见，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接着，钱学森又患“腰椎楔形骨折”，难以久坐。90岁之后，钱学森只能卧床静养。为了使终日卧床的钱学森能够有机会锻炼身体，照料钱学森生活的公务员每天要给钱学森套上钢丝背心，小心翼翼把他放在轮椅上，在房间里转上十几圈，然后脱去钢丝背心，再躺到床上。

毕竟年事已高，钱学森住院的日子也渐渐多起来。钱学森每一次住院，夫人蒋英必定亲自送他下楼，在家门口注视着他被抬上救护车。然后，蒋英到301医院的病房探视钱学森。

赵聚春医生讲述了难忘的一幕：在301医院的病房里，钱学森跟蒋英在那里聊天。晚年的钱学森和蒋英的听力都差，他们似乎都听不清对方的话，聊天时“各说各话”，然而却聊得那样津津有味！

钱学森的堂妹钱学敏则回忆说：“钱学森晚年听力很差，要戴助听器，我跟他说话也要很大声音。有一回在医院里，我跟他谈话，谈到下午快三四点钟的时候，他突然说，蒋英来了。我就奇怪，因为我还没听到蒋英来了呢。一看，蒋英正从电梯出来，往病房里走，他就听出来了，所以他们好像有心理感应似的。蒋英进来之后，把外套一脱，把袖子一挽，然后就给他揉肚子，要正着揉36圈，倒着揉36圈，其中有大圈、小圈。我看见他们两个人互相看着、笑着，两个人就这么贴得很近，互相看着，然后一块数，一圈，两圈，三圈……这么数着。”

蒋英晚年也多病。有时钱学森与蒋英同时患病，钱学森住在301医院，蒋英住在306医院。赵聚春医生发现，他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第一句话就是问蒋英怎么样；而他在看望蒋英时，蒋英第一句话就是问钱学森怎么样。为此，赵聚春在看望钱学森之前，先要弄清楚蒋英的病情；而在看望蒋英之前，先要弄清楚钱学森的病情。

赵聚春医生还记得，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301医院对他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谈人才培养问题。当时赵聚春在侧。94岁的钱学森在病床上仍然那么关注国家的命运，使赵聚春深受感动。

不过，钱学森很不喜欢住院。住院之后，他老是问赵聚春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由于久卧病榻，钱学森肌肉萎缩，原本体形壮硕的他不断瘦削，体重减轻，公务员轻轻一抱，就把他从床上抱起。

就在这个时候，钱学森被怀疑得了老年痴呆症。然而他那“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一声怒吼，把老年痴呆症的嫌疑甩到九霄云外。

最后的岁月

赵聚春医生说，那时候如无特殊情况，他总是在星期三下午3时前往钱学森家中探望。他一走进钱学森卧室，钱学森会在床上举起手来，伸出三个手指头，表明今天是星期三。如果他有事，提早到星期二来钱学森家，钱学森会说：“今天怎么早来了？”倘若他在星期四前去探望，钱学森会说：“怎么今天才来？”

每一次探望钱学森，赵聚春医生坐在床边，给钱学森量血压、测心跳，钱学森就会把闹钟放在他跟前，让他看时间。接着，赵聚春检查钱学森的脖子、腋窝、淋巴结、心脏、左腿、右腿，最后检查有无褥疮。每一回，都按照程序，一步步检查。有一回，赵聚春发现钱学森右侧腋窝有一颗黄豆般的黑色素瘤，仔细进行了检查。钱学森马上就发觉今天赵医生没有按照程序检查，就追问为什么。

赵聚春医生说，钱学森是与众不同的病人。钱学森是“大科学家”，对自己要服什么药，清清楚楚。每个月钱学森都要请医院给他补充一次药品。每一回，钱学森总是亲笔写一纸条：“司药同志，请给我发下列药品……”接着，他一一开列药品的名称，然后签上名字，交给赵聚春。最为特殊的是，钱学森甚至还附上药品的外包装。赵聚春接触那么多病人，钱学森是唯一如此细致对待药品的人。

有几次，药品的外包装改变了，钱学森向赵聚春医生询问是怎么回事。还有一次，药品的生产厂变了，钱学森仔细询问了药品的成分是否如同原先的那家药厂的产品。

月月如此，钱学森总是事先写好取药的条子以及准备好药品的外包装，交给赵聚春医生。笔者问起医院门诊部是否保存这些钱学森亲笔写的一张张条子，赵聚春摇头说，把这些条子交给司药员之后，他们是否保存就不得而知了。

钱学森另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大剂量服用维生素能够有益于健康，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鲍林的创意。钱学森与鲍林有着多年的友情，尽管鲍林的这一创意在美国有着激烈的争议，但是钱学森对此深信不疑。301医院大夫对此持慎重态度，不主张钱学森大剂量服用维生素。钱学森不向301医院领维生素，而是托人自购维生素C、维生素B、维生素E，大剂量服用。钱学森自称，他的心血管功能不错，是由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的效果。

在钱学森晚年，由于体弱，多次发生肺炎。赵聚春医生以体温37℃为临界线，发现钱学森的体温升到37℃及以上，就马上送301医院住院。如果稍有咳嗽，也立即送301医院住院。

在301医院南楼病房，钱学森常常自称“小弟弟”，因为住在那里的萧克上将比钱学森大三岁，活了101岁；而吕正操上将比钱学森大七岁，活了104岁。跟萧克、吕正操相比，钱学森怎不是“小弟弟”？

每次见到钱学森被送进301医院，赵聚春医生总是为他担心，希望“首长”能够像萧克、吕正操那样超过百岁。钱学森指着一幅油画安慰赵医生，那是在火箭发射基地，在聂荣臻元帅之侧，站着风华正茂的钱学森、李福泽和栗在山。

聂荣臻元帅生于1899年，1992年去世，终年93岁；

李福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科委副主任兼20基地司令员，生于1914年，1996年去世，终年82岁；

栗在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科委副政治委员，生于1916年，2006年去世，终年90岁。

钱学森说：“我活得比他们都长。”

赵聚春医生明白，那是钱学森在安慰他，让他不要担心。

在钱学森生命的最后几年，身体每况愈下，301医院发现钱学森患“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确定的一种病症，是指有的人在睡眠时突发呼吸障碍，反复出现短时间停止呼吸，对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为了防止钱学森在睡眠时突然停止呼吸，301医院决定给钱学森配置呼吸机进行治疗。当然，戴着氧气面罩进行呼吸是很不舒服的，为了能够说服钱学森接受治疗，知道钱学森听力不好，儿子钱永刚特地画了呼吸机的草图。经过钱永刚和医生的耐心说明，钱学森点头了。这样，钱学森每天有两三个小时戴着面罩，呼吸机给他输入高浓度的氧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钱学森血液中氧的饱和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不过，钱学森毕竟已经九十有八，身体越来越虚弱。

万众送别科学巨星

2009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来到钱学森家，第四次看望钱学森。当时，98岁高龄的钱学森的精神还可以。温家宝总理说，看到您精神这么好，我很高兴。您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国防和科技事业，祖国和人民永远都会记住您的贡献。

钱学森回答说，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我做了一些事情。现在老了，不能做更多的事情了。中国要大发展，就是要培养杰出人才。

温家宝说，希望您健康长寿。您是科学家的榜样，也是全国人民的榜样。这几年，您特别关注教育。我每次来，您都提出要大力培养杰出人才。我经常将您的话讲给大家听，努力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钱学森说，中国要走在世界前列。温家宝接过话头说，我们要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没想到，钱学森的这番话，成为他最后的谈话。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钱学森走完他漫长的98年的人生道路，离开了人世。

笔者请赵聚春医生详细回忆钱学森病逝的经过。赵聚春说，钱学森去世前夕，他自己正在306医院住院，钱学森的保健工作临时交给陈静舟医生。

那是2009年10月28日，钱学森发生呕吐，陈静舟医生接到钱学森亲属电话，马上赶到钱学森家中。经过检查，陈静舟给钱学森开了药。当时，钱学森的体温37℃。

10月29日，钱学森又发生呕吐。陈静舟医生立即报告301医院领导。当时正是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爆发的时候，301医院担心钱学森染上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派了医生带了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快速测定仪来到钱学森家。经过检测，并不是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不过，301医院生怕快速测定仪的检测结果不准确，带回样品到医院进行正规测定，最后排除了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的可能性。

考虑到钱学森接连发生呕吐，而且体温37℃，陈静舟医生认为钱学森必须住院治疗。征得钱学森亲属同意之后，301医院派出呼吸科主任乘救护车到钱学森家，接钱学森住院，钱永刚也陪同父亲一起来到301医院。301医院对钱学森的肺部进行CT检查，发现有阴影，表明患吸入性肺炎。大夫给钱学森戴上面罩，用呼吸机供氧。经过治疗，钱学森的病情一度稳定。

得知钱学森住院，10月30日，赵聚春医生从306医院赶到301医院看望钱学森。当时，钱学森戴着氧气面罩，表情平静，呼吸、血压都正常。不过，赵聚春在检查导尿管时，发现了异常：前半段的尿液无色透明，但是后面的尿液的颜色却像酱油一样深。这无疑是一个凶兆，表明钱学森从肺功能衰竭演变到肾脏功能衰竭。虽然301医院大夫采取紧急救治措施，无奈钱学森已经气若游丝。

当天晚上，钱学森血压下降，处于病危状态。301医院大夫对钱学森实行紧急抢救。无奈，已经回天无术。10月31日，钱学森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他没有留下遗言。

关于钱学森的离世，钱永刚是这么说的：

10月29日吃晚饭时，父亲突然吐了一下。父亲是一位老年人，老年人的身体一旦有变化，我们就必须特别当心，这也是我们多年照顾他的经验。马上测体温，发现父亲体温有点高，当时就决定赶快送医院。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被送往附近的解放军总医院。

这次与以前不同，一进去就报病危。医生很快给我的父亲进行检查，发现已是严重的肺部感染。可能之前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症状，但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明显不适，别人也没有特别细心地观测到，等送到医院时，炎症已扩散到肺部。哎，还是有点晚了。

医院很努力，已经尽心了。父亲的肺部出现大面积感染，肺表面只有一部分能供氧，造成身体多个器官因缺氧而怠工，后来血压测不到了，呼吸衰竭，人进入了休克状态。

最后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痛苦。可以说，父亲走得很安详，这也是我感到些许安慰的地方。

钱永刚还说：

父亲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看文件。那天晚上出现呕吐症状后，他虽然还能说话，但精神状态变差了，到医院后处于休克状态。

赵聚春医生回忆说，钱学森故后，301医院有人提议对遗体进行解剖，以查明死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领导得知，说道：“饶了我们的大科学家吧！”因为在总装备部领导看来，钱学森死于年老体衰，瓜熟蒂落，死因是明摆着的，不必再查了。

钱学森是坚强的人。在晚年，钱学森被“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锁在轮椅上，被“腰椎楔形骨折”锁在病床上，即便如此，他仍不停思索，以顽强的意志力，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关注着时代的步伐。正因为这样，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向温家宝总理发出了震撼教育界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去世之后，赵聚春医生关注着蒋英的情绪和健康。蒋英看出赵聚春的担心，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坚强！”

在钱学森病逝之后三小时，2009年10月31日上午11时，新华社发布了新闻：“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今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消息传出，全国震惊。深秋的北京满地落叶。众多北京市民涌向北京的航天大院，悼念这位中国的科学巨匠。人们惊讶地发现，钱学森从1960年10月搬到这里，四十九年过去了，依然住在这幢早已陈旧的老式公寓里。

2009年11月6日上午，钱学森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隆重举行。

钱学森的追悼会没有悼词，但是就在追悼会举行的那天，新华社发表了相当于悼词的长达六千字的《钱学森同志生平》。《钱学森同志生平》称赞钱学森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同志生平》用11个“第一”，概括了钱学森对于中国航天和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