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

蒲艳萍+成肖

摘要：地方保护造成的市场分割为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提供可能。文章利用1999-2012年中国省际工业行业数据对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进行考察发现：中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和西部各省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普遍高于中部；东、中、西部地区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表现出区域差异；政府财政支持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对东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西部由于政府政策性投资推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程度高估，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其虚高的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修正作用；银行业金融发展对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股票交易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保险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不显著，股票市值仅对东部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积极影响，对中西部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省际工业行业数据；省际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4000110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工业发展严重依赖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与生产规模的外延扩张，工业发展面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困境。2000-2012年，中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21.89%上升到41.24%，同期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却从40.35%下降至38.48%，中国工业资本投资的效率问题引发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工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科学测度，是确定中国经济增长核心动力、选择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与路径的依据[1]。

Wurgler[2]把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定义为在高资本回报率的行业继续追加投资，在低资本回报率的行业及时撤走资金。基于这一思想，Wurgler利用65个国家的总投资和增加值数据构建直接估算资本配置效率的模型，从国家层面考察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此后，国内学者基于不同投入与产出指标，对中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度[3-6]，潘文卿和张伟[3]、蒲艳萍和王维群[6]等的研究表明中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区域差异。在影响因素领域，重点聚焦市场化进程和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已有文献主要通过构建金融发展、市场化水平等因素与利润总额或行业增加值的交互项来间接判断各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5，7-8]。这种方法只能间接判断各因素是否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不能准确反映影响程度的大小。李青原等[9]利用1999-2006年中国省际工业行业固定资产净值与增加值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直接考察银行业发展等因素对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其研究数据虽较为陈旧，但为直接估算影响因素的系数值提供了解决思路。现有文献仅从全国层面分析中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缺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区域差异的研究分析。

在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制度框架内，地方政府基于财政压力和政治晋升压力，具有强烈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意愿，资本等要素市场依然处于高度分割状态，资金流动存在重重障碍[10]。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不仅造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市场化、金融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也为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区域差异的存在提供可能。分析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才能确定各个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主导因素，进而有利于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提升各个区域的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加快建设节约型、效率型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利用省际工业行业数据对中国省际工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在探究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差异成因的基础上，分别构建实证检验中国整体和东、中、西部地区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二、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差异分析及研究假设

本文选取1999-2012年中国31个省份按25个工业行业25个工业行业分别为：B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B0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B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B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C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C14 ：食品制造业；C15 ：饮料制造业；C16 ：烟草制品业 ；C17：纺织业；C22 ：造纸及纸制品业；C25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C26：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27 ：医药制造业；C28 ：化学纤维制造业；C3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4：金属制品业；C35：普通机械制造业；C36 ：专用设备制造业；C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C3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4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C44：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分组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和利润总额数据，Wurgler[2]采用的是总投资和增加值指标。蒲艳萍和成肖[8]认为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选择固定资产净值指标优于总投资指标。自2007年开始中国不再统计工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数据，因此，本文选择利润总额作为产出指标，既跟踪和运用最新工业统计数据，即时掌握中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变动的新趋势，又体现理性投资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社会资本主要受利润引导的投资选择原则。

本文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1-2004，2006-2013），由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缺乏2004年的统计数据，因此，该年数据来自《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为扣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固定资产净值和利润总额分别以1999年为基期的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将1999-2012年中国31个省份25个工业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和利润总额数据代入模型（1）回归，得到各省的工业资本配置效率。

表1显示，中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省际差异。除海南外，东部各省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均远高于中国整体资本配置效率。其中，天津、山东和广东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分别高达0.144、0.141和0.097。一是东部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交通条件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外开放度、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远高于中西部。2011年，东部货物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外商投资总额分别占全国的88.8%、88.2%和82.2%。二是随东部产业不断升级，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空间上逐渐向中西部转移。东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趋势显著，由此带来东部产业生产率和竞争力提高。海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未通过检验，认为其工业资本配置缺乏效率。海南主要依托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2012年，海南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高达24.9%和46.9%。海南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缺乏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体系，社会资本对工业利润总额变动不敏感，工业吸引社会资本的能力较弱，工业资本配置处于无效状态。

除山西外，中部各省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普遍低于东部。资本资源向东部的单向流动造成中部固定资产净值对工业利润反应不敏感，资本配置效率较低。山西工业资本配置效率较高，为0.083，这与山西以煤炭为主的资源型产业发达、利润较高且增长较快，对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有关。2012年，山西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净值占全省固定资产净值的40.8%，煤炭采选业已成为山西工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煤炭采选业企业具有利润较高且增长较快的特点，2000-2011年中国规模以上煤炭采选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定基增长率高达123.3%，远高于同期工业行业年均利润增速23.6%。

相比中部地区，西部各省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西部新疆、陕西、贵州较高水平的工业资本配置效率与其主要投资于利润增长迅速的采选业有关。2012年，新疆、陕西和贵州省煤炭采选业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固定资产净值分别占该省固定资产净值的34.7%、39.5%和16.2%，新疆和陕西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固定资产净值占该行业固定资产净值的33.4%。1999-2012年，新疆、陕西和贵州工业利润总额年均定基增长率分别高达94.2%、53.9%和58.2%，这些地区利用其资源禀赋优势，价值创造能力较强，工业资本配置效率较高。西部各省较高水平的工业资本配置效率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的系列政策性投资密切相关。2006-2012年，西部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7.9%。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工业投资主要以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以西藏为例，2012年西藏电力热水生产供应业固定资产净值占其总固定资产净值的71.9%，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0%，这些工业行业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不强，其发展依赖于政府政策性投资。2012年，西藏、青海和陕西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各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5.1%、47.8%和45.2%，居全国前三位。与东部市场化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西部由政策性投资拉动的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被高估的可能性，其可持续性有待商榷。

基于Wurgler模型，采用中国省际工业行业数据对中国31个省份的工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度，发现东部和西部各省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普遍高于中部。通过对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差异成因的分析与探究，本文提出假设：中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差异。与东部市场化条件下的较高工业资本配置效率不同，西部各省较高水平的工业资本配置效率主要由政府政策性投资拉动。

三、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一）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

本文重点考察金融发展、政府财政支持和市场化进程对省际工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将可能影响工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其他因素纳入模型，运用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针对式（2）的动态性设定和内生性问题，一般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一阶差分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系统GMM）进行估计。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其核心思路是同时包含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将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得到的差分GMM估计量有效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但因差分GMM估计量的有限样本性质较差，在小样本情况下，估计结果存在严重偏误，因此，系统GMM方法下，进一步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值的工具变量，通过增加新的有效工具变量来减少偏误，克服差分GMM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1.影响工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

金融发展fd。Bagehot[11]最早就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认为银行能有效识别项目的“好”与“坏”，使资本配置到价值创造能力高的实体中。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银行业发展指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发现银行业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具有积极作用[12-13]。部分学者则认为资本市场的股价信息揭示功能能通过向投资者传递有效信息促进企业融资和改善经济绩效，因此，资本市场比银行机构更能有效改善资本配置[14-15]。本文选取银行、证券、保险三类金融发展指标。银行业金融发展指标分别用各省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地区GDP的比重fd1、存贷款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fd2及贷存比fd3代表，基础数据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2000-2012）、《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3）及2013年各省统计年鉴。证券业金融发展指标用各省股票交易额占地区GDP的比重fd4和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fd5代表，数据来自《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0-2013）和Wind资讯；保险业金融发展指标用人均保险收入fd6代表（单位：万元/人），保险收入用以1999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数据来自《中国保险统计年鉴》（2000-2013）。

中国银行业长期实行粗放型的信贷规模扩张模式，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企业的融资约束较低，更容易得到信贷资金支持，不仅造成金融中介高额不良资产，而且导致中国企业特别是配置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广泛存在“资本饥渴”。因此，全部信贷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只能衡量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水平，以此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会出现对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估。张军和金煜[16]认为用银行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地区GDP的比重反映金融发展水平更合适，但中国缺失银行非国有企业贷款的统计数据。Aziz和 Duenwald [17]、张军和金煜[16]及李青原等[8]基于银行国有企业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和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之间的密切关系，用回归方法对银行国有企业贷款和非国有企业贷款进行数据分离。本文借鉴其研究思路，间接估计各地区银行信贷中非国有企业贷款比重因篇幅有限，此部分估计过程及结果未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本人索取。。

政府财政支持gov。1994年中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行，促进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通过税收融资实现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发挥其宏观调控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但同时，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阻碍资本配置效率提高。本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衡量政府财政支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