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里的延安

乔忠延

古往今来，预知一个时代的兴衰，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听歌谣。歌谣里有世相，有社情，有民意。春江水暖鸭先知，歌谣也一样，能知晓时代江水的冷暖。

延安，那布满褶皱的高原，犹如一部典籍，深蕴着无穷无尽的沧桑世理。好在不时有歌声萦绕耳际，仔细辨识，里面飞扬着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的旋律。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千家万户，哎嘿哎嘿哟/把门儿开，哎嘿哎嘿哟/快把咱亲人迎进来，咦儿呀儿来吧呦黑呦/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

火辣辣的音韵热烈烈的心，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出了一段峥嵘往事。1935年秋日，中央红军踏上陕北的土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一个新的落脚点和一个新的出发点就此诞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具亮色的节点。在困苦中生活的底层百姓，望着那呼啦啦飘动的鲜艳红旗，犹如看到翻身解放的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千家万户敞开大门迎亲人，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再围着亲人热炕上坐，把知心的话儿尽情诉说。多么温馨的场景！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一阵热乎就能拨云见日，就能捡到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要付出辛劳，付出代价，甚而付出生命的。进入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打拼的既是战斗实力，也是经济实力。前线打仗流血牺牲，后方支前保证吃穿，这是起码的，必需的。可是，就在这必需的日子里，不知不觉边区民众的负担加重了，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不久，又一桩谩骂毛泽东的事情发生了。这事不用追查，骂人的是清涧县的伍兰花。当时中央主办的《情况汇报》刊登了这件事；巧就巧在，毛泽东由此看到了这件事，看到了就没有轻易放下。他要见伍兰花，军委总部保卫部长钱益民很快把她带来了。伍兰花知道要枪毙她，一脸怒气。毛泽东问她：“你为什么让雷劈死我呢？”此时，伍兰花才明白他是毛泽东。她仍然一声不吭。毛泽东和气地说：“要我死嘛，你总得说出个由来嘛！”伍兰花又恶狠狠地骂：“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咱活不下去嘛！”毛泽东倒了一杯水，送给她，说：“你为啥活不下去？说出来，让我听听。”伍兰花这才一气把满肚子苦水全倒出来。中央红军来后，她家分了五亩地，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交过粮她家粒米不剩，一家人如何过活？

毛泽东听完心揪紧了，眉蹙起了。此时，不再是快把亲人迎进来的那时，不是摆上热腾腾油糕、捧上烫滚滚米酒的那时，而是干部只管多要公粮、群众难以活下去的窘况。他吩咐钱益民把伍兰花送回去，不要再收粮，还要给予救济。然后，毛泽东忧心忡忡地朝延河边走去。不知滚滚延河水能给毛泽东什么智慧，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仅是放走伍兰花，如果仅仅救济伍兰花一家，中国不会是现在的面貌。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这首颂扬南泥湾的歌曲当然要比伍兰花的骂声悦耳动听，流传也要远得多，在一个阶段几乎家喻户晓，人人张嘴能唱。可是我分明觉得，就是伍兰花的骂声催生了南泥湾的歌声。让我们打开那段往事。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不是1941年开始的，然而此时明显加大了力度。1942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他指出了在解决财政的问题上“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与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的错误，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而且要“公私兼顾”“军民兼顾”。要“军民兼顾”，顺应革命形势，让迅速发展的部队有饭吃，还不能饿着群众，那就要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三五九旅无疑就是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初进南泥湾，乱木杂草丛生，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战士们露宿野外。不过，“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却是他们的行动指南。他们砍伐树枝搭窝棚，借助土崖挖窑洞，有了栖身之所。挖野菜、采野果、捕野兽，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开荒没有工具，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制造。缺少衣服，夏天干脆光着膀子开荒。学习没有纸张，就剥桦树皮代替……

毫不夸张地说，战士们每天睁开眼睛面对的就是四个字：艰难困苦。可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诞生了古今中外罕见的一项制度：“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我自上学至工作，看到的制度都是“不得迟到和早退”，从未听说过“不得早到和迟退”。然而，三五九旅的英杰们却天未亮就上山开荒，天漆黑了，还不肯收工。于是有了这最为奇特的规定。

看看成果吧！1941年，全旅开荒地一万一千多亩。1942年更上一层楼，开荒两万五千亩，种粮食两万亩，种菜五千亩，还开垦水田，成功试种了水稻。蔬菜全部自给，粮食可以自给三个月。他们饲养家畜家禽，牛、羊、猪、鸡、鸭、兔，无所不养，保证每人每月有三斤肉可食。随之，一排排窑洞，一幢幢房舍，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这些窑洞和房舍里，出现了纺织厂、木工厂、造纸厂、制鞋厂、肥皂厂，出现了磨坊、油坊、车马坊。到了1944年，全旅吃、穿、用全部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供给，还上交粮食一万石。

朱德总司令走进南泥湾，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兴奋赋诗：“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有似江南好，这不是歌词里“陕北的好江南”的先声嘛？！是陕北的好江南，是陕北的米粮川，是自给自足的典范，是减轻民众负担的榜样！“花篮的花儿香”，唱出的是关心民瘼、情系民生的歌谣。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我主观认为，这首歌在陕北唱响时，虽然日寇没有宣布投降，但投降是必然的了；虽然蒋军还没有败退，但败退是迟早的。歌声激活的是历史大势的强大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将根深扎在人民当中。缘此我一直揣度，那一日送走伍兰花，毛泽东来到延河边，面对滔滔延河水，他会以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言警示自己。或许，警示他的不是唐太宗之言，而是荀子吟咏的格言“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抑或，根本勿用流水启迪，在延安北部的米脂县，就展示着天下兴亡的活标本。

从米脂揭竿而起的是李自成，揭竿而起的原因是没饭吃。崇祯元年官员马懋才曾在《备陈大饥疏》写道：“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之后，树皮剥食一光，“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惨不忍睹。李自成起义，万民响应，势若烽火燎原，终结了明王朝。其时流行的歌谣是：“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一个“不纳粮”，就让李自成赢得民心，赢得天下啊！早在《湘江评论》中就写下“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的毛泽东，何尝不懂得这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是知易行难，难也要行。当毛泽东从延河边回到窑洞，和林伯渠等人交谈时，即坚定了这样的决心。

于是，大生产运动才会高潮迭起。从中央领导人到部队战士都投入了火热的农业生产。毛泽东也在杨家岭为自己开出一块土地，种上茄子、洋芋、西红柿，还有他喜欢吃的辣椒。每当他在地里耕耘，上山开荒的战士看见，劲头鼓得更足。何止垦荒种地，织布纺线也成为家常事。中央机关还进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还获得先进称号。唯其如此，才会涌现三五九旅这样的典范。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延安的大生产波澜壮阔，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1942年普遍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产量增加，征粮减少，民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又回来了。

这日，佳县农民李有源起个大早，挑一担木柴进城去卖。恰巧一轮红日从东方天际喷薄而出，霞光满天，他禁不住内心的激动，放开喉咙唱出声来。于是，一首《东方红》的歌曲就这么随着朝阳喷涌而出。谋幸福原先是谋生计。不过，《东方红》确实唱出了当时的人民心声。

如果说，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初到陕北，只是找到了落脚点，那此时才算是扎下了深根。根深叶茂，一棵参天大树吸取黄土地的乳汁，挺拔成大地上的苍翠绿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