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与英语《琵琶歌》主题思想的对照性解读

2016-11-02 20:33张秋林
艺术百家 2016年2期
关键词:蔡邕百老汇琵琶

张秋林

摘要:1946年,《琵琶记》被改编成英语音乐剧《琵琶歌》搬上美国百老汇舞台。首演获得了“充满矛盾的尊重”。为追求商业价值,迎合观众口味,爱情主题取代了原作的孝道主题。改编者从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爱情信物=方面来突出爱情主题。《琵琶歌》反映了西方“正义/公正”的伦理观,不同于原本所反映的儒家伦理纲常。

关键词:戏曲艺术;南戏;音乐剧;《琵琶记》;《琵琶歌》;主题转换;伦理观;百老汇

中图分类号:J81

文献标识码:A

一、英语《琵琶歌》的改编过程

1900年,威尔观完粤剧《琵琶记》表演后,“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将《琵琶记》改编成英语,搬上美国舞台”[1127。1912年,中国题材戏《黄马褂》(TheYeHow Jacket)在百老汇演出的巨大成功,激发他改编《琵琶记》的动力。1925年1月,威尔与编剧专家西德尼·霍华德(sidney Howard)达成协议,根据汉学家巴赞(A,P L Bazin)的法语编译本,合作改编《琵琶记》:1930年9月1日,英语《琵琶记》在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的伯克郡剧院(Berkshire Playhouse)首演,因为“没有性感或搞笑场面,不具备商业价值”,英语《琵琶记》没有获得百老汇的青睐。直到1944年,普利策戏剧奖获得者麦克,迈尔伯格(Michael Myerberg)同意制作《琵琶记》。麦克认为,“中国戏曲原本带有演唱风格,以音乐剧制作《琵琶记》,能让拥有清脆迷人嗓音的新星玛丽·马汀(Mary Martin)星途闪耀”。《琵琶记》最终被改编成一部三幕十二场的音乐剧,剧名为《琵琶歌》,含有五首歌曲演唱。

美国媒体对《琵琶歌》百老汇首演毁誉不一,整体上是“充满矛盾与不确定,但通常是以尊重的态度”。Samuel LLeiter在其编撰的《纽约舞台百科全书1940—1950)E 3 1TM书中有详尽点评。美国观众对《琵琶歌》矛盾的接受过程,是以百老汇商业运营模式制作中国古典戏曲必遭困境的集合,是西方世界对中国戏曲艺术中“异质性”或“他者”文化或认可或排斥的态度,“制作显得太中国化,又不够中国化”是对这种矛盾的经典诠释。《琵琶歌》被评选为1945—1946年度本恩斯‘曼托尔(Burns Mantles)“十大最佳戏剧”。《琵琶歌》在百老汇演出142场后,开始在美国西部城市巡回演出;两年后,在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相继演出。美国百老汇制作的音乐剧《琵琶歌》推动了《琵琶记》在西方世界的传播;然而,在大洋彼岸上演的这出《琵琶记》吟唱了一首“离弦”的“《琵琶歌》”。

二、英语《琵琶歌》的主题转换

《琵琶歌》舞台监督开场白介绍戏情:“一支古代琵琶曲仍在吟唱,歌颂了比圣旨力量还要强大的爱情。”改编者从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爱情信物三方面来突出爱情主题。

1,情节结构

蔡公逼试,蔡邕委屈从命,离开新婚二月妻赵五娘赴京考试。临行前,一首《山高谷深》(Mountmn HigIl。Valley Low)情歌唱出了夫妻的情深意长,该曲贯穿全剧始终,既是音乐剧的灵魂曲,也是蔡邕和五娘的爱情誓言。“五娘:君若要我,我伴君左右,哪怕山高谷深。/我对君的爱坚贞不渝,直至海枯石烂。/君离北上行。/南风寄我思。/君若要我,我伴君左右,哪怕山高谷深。/蔡邕:我与你厮守到白头,管它命途多舛。/灯暗柳悲。/春,日日漫步草坪,冬闷、夏欢。/你满头银丝,我伴你左右。/我与你厮守到白头,管它命途多舛。”(Lute song《琵琶歌》,1955:17)

此后一别,《琵琶歌》故事采用一富一贫、一贵一贱双线交叉形式,礼赞这段建立在夫妻彼此信任基础上的爱情故事。以赵五娘线路为例,蔡邕赴京赶考,五娘在家尽职侍奉公婆,不是因为她想恪守妇道,做一个孝媳,而是因为她爱屋及乌,“要向丈夫履行照顾公婆的诺言”。洪灾饥荒中,蔡家生活困顿,蔡公、蔡母相互埋怨,对亲生儿也逐渐失去信心;五娘却丝毫没有减弱对丈夫的信任,她坚信丈夫蔡邕“一定会带着荣华富贵归来”,誓死不从蔡公要她改嫁的遗嘱,“因为爱情的力量胜过质疑和愤怒”。在爱情信念的支撑下,五娘乔扮修女,一路行乞到京城,最终与丈夫相逢。高傲气盛的牛丞相也被他俩的真爱感动了,他要“请求皇上废除牛氏与蔡邕的婚姻,成全蔡邕与五娘,甚至还要撰文让这段爱情故事永垂青史”。

2.戏剧冲突

《琵琶记》中,牛相逼婚,蔡邕不从,蔡邕与牛相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在蔡邕嗟叹、自怨、无奈的情感独自中。西方戏剧采用“板块接近式戏剧冲突,以高度压缩的板块运动形式(运用幕的表现形式),一幕一幕向高潮逼近”。中国戏曲改编成西方戏剧演出,戏剧冲突表现形态也随之“西化”。英语《琵琶歌》中,利益冲突的双方直接对话,双方对抗性的语言汇聚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把角色“自我表白式”的内在力量爆发出来,相互碰撞,最后形成激烈的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向高潮发展。观众看了也觉得“有戏”。

(I)赵五娘和女乞的冲突。《琵琶歌》中,五娘进京寻夫在弥陀寺与女乞丐发生口角。女乞认为五娘在她的地盘卖唱,抢了她的“生意”,为此很生气,故意挑衅,戳伤五娘被丈夫抛弃而落难的痛处。“女乞:你脖子如麻,胳膊如杆!还是短发!难怪你要寻夫,而不是他寻你!/五娘:行行好,大姐。我来自饥荒灾区。/女乞:你最好立即返回。恐怕你丈夫早已另寻新欢,不要你这个骨瘦如柴人哦!/五娘:就算形如枯槁,我也必须找到他。”(Lute Song《琵琶歌》,1955:76-77)

《琵琶歌》把原剧中五娘向两个疯人奏琵琶诉怨的叙事场景,改编成五娘与同性别,同处境的女乞发生语言冲突。意在传达五娘虽身为乞讨人,但爱情的坚定信念让她“身乞”而“心不乞”,就算形如枯槁也要找到夫君。女乞的冷嘲热讽恰恰衬托了五娘对蔡邕的真爱——爱情能让落难中人依然保持精神的高贵。

(2)赵五娘和牛氏的冲突。《琵琶记》中,五娘和牛氏相逢,牛氏通情达理,愿以“小”居下。俩人以姐妹相称、关系融洽,让“一夫二妇”的团圆结尾显得合理。《琵琶歌》中,五娘和牛氏的和谐关系被打破。

五娘和牛氏之间最大的矛盾是都想成为蔡邕的妻子。牛氏以女主人自居,邀请五娘“留在牛府,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二字向五娘暗示自己和蔡邕已结为夫妻,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五娘没有退缩。五娘对蔡邕的爱让身为“贫妇”的她敢与“贵妇”牛氏据理力争,自己为蔡家付出那么多,更有资格充当蔡邕的“第一夫人”,这番义正言辞的话让牛氏羞愧难当!显然,五娘在这场对峙中气势更逼人,“争夫之战”占了上风,颠覆了原作牛氏和五娘尊卑的地位关系,使舞台演出更有戏剧性。

(3)蔡邕和牛丞相的冲突。《琵琶记》中的蔡邕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丰富性与性格软弱性”的典型特征。拿辞婚戏情来说,蔡邕拒绝官媒的理由从肯定自己有心上人(“俺自有正兔丝,亲瓜葛”),到父母也是部分原因(“妻室青春,那更亲鬓垂雪”),最后减弱到拿父母做挡令牌(“父母俱存、娶而不告须难说”),态度从坚定变为动摇。《琵琶歌》中,蔡邕敢与“势压中朝,富倾上苑”的牛丞相正面交锋,“逼婚一拒婚”的矛盾冲突在俩人的唇枪舌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是《琵琶歌》歌颂爱情的神笔。“蔡邕:(固执地)我不容许!大人,自古道,天涯何处无芳草,请别选佳婿吧!/牛相:(逼近蔡邕)……,(勃然大怒地)蔡邕,我执意这场婚事。/蔡邕:(坚定地)不可能,大人!”(Lute Song《琵琶歌》,1955:35—36)

在崇尚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利的西方主流价值观下,蔡邕敢于为爱、为幸福反抗权贵。就算牛相步步相逼,蔡邕丝毫不惧怕,毅然拒婚,捍卫五娘“原配”的地位。蔡邕还敢为爱挑战黄门官,发出“我不畏皇权和神威”。的呐喊,黄门官是皇权的传声筒,也是蔡邕追爱受阻最高矛盾的激化。赵五娘和蔡邕的爱最终冲破了权利富贵的阻挠,他们“比圣旨力量还要强大”的爱在这些戏剧冲突中得到了升华。

3,爱情信物

《琵琶记》以“琵琶”命名,但“琵琶”对剧情发展没有起到草蛇灰线之妙用,琵琶只是赵五娘上京寻夫行头、消愁乐器。五娘在弥陀寺向两个疯癫兄弟弹唱了行孝琵琶曲儿,但五娘“琵琶写怨,不向丈夫奏之,而向闲人奏之,可见作者虽命名《琵琶》,其意不再琵琶也”。白此琵琶曲后,琵琶复不出现。真正让男女主人公重逢,推动剧情向高潮发展的是五娘为公婆描绘的真容。琵琶在《琵琶记》中的虚名让清代戏曲家李渔责问作者:“何以仅标其名,不见拈弄其实?”。与之相反,琵琶道具贯穿英语《琵琶歌》全剧,见证、传递、促成了蔡邕和赵五娘的爱情,充当了爱情信物的功能。

三、英语《琵琶歌》反映的西方伦理观

《琵琶记》在明代也被称作“三不从琵琶记”。蔡邕辞试,父不从,蔡邕辞官辞婚,君相不从。蔡邕明知每一次“强逼”不可为,但“孝子忠臣”的伦理纲常却又让他委曲求全而为之,最终导致双亲“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悲剧,伦理纲常本身是造成这场家庭悲剧的根源。《琵琶歌》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没有了中国封建社会伦理纲常的规范,西方伦理学的“Justiee”(正义/公正)成为剧中人物做与不做,判断是非的准绳。公正是一个关系概念。它不是就单个人而言的,而是就个人权利同他者(包括社会、公众、政府或个人)权利关系而言,社会公正要求对害人者予以惩罚,对受害者的损失予以赔偿”西方的正义/公正伦理观源于自然法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契约,是个体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固有权利,这与中国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有本质区别。

《琵琶歌》中,蔡邕坦白告知黄门官家有“年轻貌美”妻子,夫妻恩爱,希望皇上收回圣旨,“为什么他的仁慈和公正不能让我摆脱这场婚约?”。黄门说这场婚约是一个是否顺从皇上圣旨的问题,而蔡邕坚决捍卫个人权益,反驳已婚再娶是一个“事关对错,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在这场辩论中,身为臣子的蔡邕拥有与皇上相同的发言权,他希望皇上拥有公正、仁爱的美德,做一个开明君主,站出来主持公道,取消婚姻。因为抛下恩爱的妻子五娘和牛氏结婚,会让五娘成为这场婚姻的最大牺牲品,这对五娘是不公正的;而和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这对牛氏是另一种不公正。蔡母含恨辞世后,蔡公认为所有的不幸皆因自已和蔡邕的过失引起。按照西方的正义精神,做错事情必须接受惩罚或赎罪。蔡公诅咒蔡邕遭天谴,自己死后尸骸露。蔡公对五娘充满了愧疚,不愿死后还拖累她,他要“借正义之神的名义”,立下遗嘱要求五娘改嫁。还五娘公正。可见,《琵琶歌》剧中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反映了西方崇尚正义/公正(Jusllce)的伦理哲学和人人生而平等的文化意识。

四、结语

戏剧家徐渭曾说:“《琵琶》一书纯是写怨;蔡母怨蔡公,蔡公怨儿子,赵氏怨夫婿,牛氏怨严亲,伯喈怨试,怨婚,怨及第,殆极千怨之致矣!”美国百老汇音乐剧《琵琶歌》从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爱情信物三方面,将原剧的悲剧情怀变成了一支充满希望的爱情赞歌,原作“有关风化”的主旨彻底被改变。这是百老汇追求商业价值,刻意迎合观众的恶果。中国戏剧研究者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戏曲在海外传播过程中遭遇文化改写(rewriting)具有必然性,因为任何文学作品若想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作品的主题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以适应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poetics)形态。我们的工作不是去批评责难这些改写,而是积极探讨如何搭建中西戏剧文化有效交流的桥梁,让中国戏曲文化能“走出去”,且“走得稳、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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