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的主体与分裂的社会：《白噪音》中的语言游戏

张梦琳

摘 要：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利奥塔借用了“语言游戏”这一术语，指出后现代社会中语言游戏的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元叙事的不信任，从而代表着后现代特征的分裂和共享价值的丧失。《白噪音》作为唐·德里罗的代表作，被誉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小说中的大多人物均遵循着不同的规则，玩弄着不同的语言游戏。一方面，社会主体在语言游戏的扩散中消解；另一方面，语言游戏的多元性和难以实现的元叙事反映了一个分裂的后现代社会，一个带有不同的、互不相容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后现代社会。

关键词：后现代 《白噪音》 语言游戏

一、引言

《白噪音》是德里罗的第八部小说，该书一经出版便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白噪音》共包括“波与辐射”、“空中毒雾时间”和“戴乐儿闹剧”三部分。它以美国中部小城镇和坐落在该镇的“山上学院”为背景，描绘了杰克·格拉迪尼教授一家以及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在灾难面前的不同反应。主人公杰克是“山上学院”希特勒研究系的主任，他和妻子经历了多次爱情和婚姻的创伤最终组合在了一起，与四个儿女生活在平静的铁匠镇。然而，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形形色色的问题时常困扰着他们，偏执、焦虑、不安、恐惧频频出现。小说中纷繁复杂的语言游戏正是造成主体消解和社会分裂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从《白噪音》中语言游戏的多元性、语言游戏的冲突和语言游戏的不可靠性三个方面来透视小说中消解的主体和分裂的后现代社会。

二、语言游戏的多元性

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是20世纪语言哲学的奠基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他主张不要把语言看作孤立静止的描述符号，而应将其视为体现生活的动态人类活动。“我们的语言可被看做是一个古城：有迷宫般的小街道和小广场，有新的、旧的及不同时期扩建的房屋；而且古城还被大片的新区环绕，新区有笔直规则的街道，街道两旁是样式统一的建筑”[1]。这就是语言游戏的多元性。“后现代状况是按照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来加以描述的。在小说中，语言游戏是由特殊规则决定的语言实践”[2]。

《白噪音》中，语言游戏的多元性主要体现在小说中不同人物对死亡的不同想法。他们有关死亡的讨论和思考即为具有个人特征的、有着独特规则的语言游戏。大学教授杰克总会时不时地想象死亡是什么样子的，“会不会像天鹅投水，白翅膀、优雅和平稳，水面上不起一丝波纹。”[3]小说中不少章节都描述了杰克对死亡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对死亡怀着深深的恐惧。女主人公芭比特为了从大脑中驱逐对死亡的恐惧，不惜委身于所谓的项目经理“格雷先生”并成为“戴乐儿”的试验品。她听信谣言，误信格雷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能从大脑中分离出“死亡恐惧”的部分。当杰克发现她的秘密后，她痛苦地坦白了自己内心的恐惧。“它缠住了我，杰克。我没法将它从头脑中摆脱……它就在那儿。”[3]

而对于默里，死亡代表着一种新生，是一种艺术。“现代死亡有独立于我们的生存方式……死亡就像病毒那样会适应……我意识到我们与死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中。想一想老子的话：‘死生为一条，可不可为一贯。”[3]此外，年轻的神经化学研究员温妮·理查兹却能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但“我们只是不要害怕”。她反问杰克，“死亡难道不是我们需要的界限吗？难道不是它赋予生活以珍贵的实质、明确性的意识吗？你必须扪心自问，如果你失去了有关最后界线、界限或限度的任何，此生你做过的任何事情还会有美和意义吗？”[3]

死亡作为贯穿《白噪音》的重要线索，主要涉及杰克、芭比特、默里、温妮四个人物。从杰克夫妇对死亡的恐惧，到默里对死亡的超然，再到温妮对死亡的敬畏，不同的态度源于每个人语言游戏的不同规则。由于社会主体对死亡都有着独特的看法，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游戏，社会的实际状态必然包含了各种相互竞争着的语言游戏。“社会关系是语言性质的，但它并非仅由一根线索构成。”[1]社会主体太专注于语言游戏而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维系，从而其本身正在这种语言游戏中消解，这也解释了格拉德尼一家关系的生疏和异化，同时也影射了整个小镇乃至后现代美国社会的困境。

三、语言游戏的冲突

“不同的语言游戏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决定了关于任何既定事件什么样的描述是正当的。这些规则无法和平共处；就它们不得不做出判断的情况而言，它们没有共同的标准。所以说，受不同规则支配的语言游戏或风格是不可公度的。在关于某个具体事件的证明问题上，各种语言游戏会因其不同的证明而陷入冲突之中。”[2]

在小说《白噪音》中，语言游戏的冲突体现在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诠释。例如在第一部分“波与辐射”中，杰克与儿子海因里希就室外是否在下雨发生了一场争论。根据广播里的天气预报，海因里希告诉父亲今晚要下雨。尽管杰克说事实上现在就在下雨，海因里希仍坚持收音机里说的是对的。杰克认为收音机里说的并不能代替人的感觉，而儿子反驳说“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错误远比正确多。”[3]之后，父子两人关于下雨是不是事实展开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辩论，但结果是双方都没有说服彼此同意自己的看法，杰克还因此挖苦自己的儿子是“诡辩家和吹毛求疵者”。事实上，杰克和海因里希的讨论基于二人不同的语言游戏规则，彼此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对方，因此语言游戏陷入了冲突。

语言游戏的冲突也体现在杰克和赫尔曼·玛丽修女对上帝和信仰的看法上。当杰克得知“格雷先生”玷污了自己的妻子后，他复仇心切，向“格雷先生”开了两枪。随后，动了恻隐之心的杰克将“格雷先生”拖到了附近的教堂救治。在教堂里，杰克看到了一副天堂的画像，便跟玛丽修女讨论起了上帝、天堂和被拯救者的灵魂。在杰克心里，修女信仰天使、圣人、所有传统、圣洁的事物，这些事情“美妙而喜人，颇令人鼓舞。”然而，当玛丽修女听到杰克虔诚的说辞后，她耻笑了杰克天真的想法。“这儿有一个笨脑瓜儿，他竟然到这儿来谈论天使。给我看看天使！请啊！我想看看。”[3]当杰克得知玛丽作为一个修女竟然不相信天堂时，他据理力争，强调信仰是成为一个修女的必备条件。玛丽却告诉他：“由于信仰从世界上畏缩退却了，人们就觉得有人相信就更为必要了。只剩下我们这些人来相信：傻瓜、孩子们。已经摈弃信仰的人必须相信我们……我们贡献自己的生命来使你们的无信念成为可能。”[3]尽管如此，杰克仍硬着头皮说“你们中间总归有些人并不是在假装，而是真的相信。”杰克的穷追不舍引起了修女的强烈反感，以至于开始用“藐视的祷告来奚落”他。

无论是杰克与海因里希关于天气的争论，还是杰克与玛丽修女关于天堂和信仰的争论，归根结底都是由于语言游戏的不可公度性。他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体现了语言游戏的冲突。“这些冲突永远无法以一种从所有观点看都是公正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因为它们判定这种事情的规则是绝对不相容的。”[3]

四、语言游戏的不可靠性

所谓的元叙事是指一种陈述，这种陈述提供了一种方式，把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证明。然而，“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中，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度。”[1]而统一的元叙事的失败亦可归咎于语言游戏的不可靠性。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语言不再是了解思维和世界的透明玻璃。“语言调和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的观点和所承认的事实有时是被语言构造的。”[4]因此，尽管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规则玩弄语言游戏，他们所认识到的事实却是不可信的，不可靠的，非真实的，这也是造成后现代社会混乱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杰克和默里驱车游览一处名为“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时，他们发现“没人看见农舍”。人们看到的都是关于农舍的标识牌、明信片和照片，“他们拍摄人家拍照”。默里思考着：“这座农舍没有被人拍照之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已经读过标示牌上写的东西，看见过人们咔擦咔擦地照相。我们不能跳出这个氛围，我们是它的一个部分。”[3]标示牌、明信片、照相机是不可靠的，杰克和默里接触到的只是语言或标记（signs）创造出来的农舍。语言游戏是不可靠的，因此“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也是不真实的。

此外，语言游戏的不可靠性还体现在空中毒雾事件中。格拉迪尼一家以及整个小镇的人们几乎都是通过收音机来获取毒雾事件的相关消息。“收音机里说一辆罐车出了轨”；“收音机里称它为羽状烟雾”；“他们不再称它为羽状烟雾”而是“一团滚动的黑色烟雾”；最后他们称它为“空中毒雾事件”以及“致命的化学物烟雾”。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收音机里对该事件和其现象的描述经历了五次变化，而每一个名称都并不是事物的真实状态，只是语言创造的不可靠的游戏。同时，当警报声要求附近的居民撤离时，杰克坚定地认为他们一家不需要躲避。可没过多久，杰克便带着一家人加入了逃难的队伍。这一讽刺性的反差也证明了杰克的语言游戏是不可靠的。

后现代主义者意识到了语言的物质性（materiality）。语言不再是表达思想、传递情感和理解世界的透明媒介，而成为世界和事实的构建者。语言游戏的不可靠性导致了元叙事的失败，因此，事物的真假正误失去了统一的评判规则。人们丧失了共享价值，在分裂、不确定的社会中追寻着不确定的意义。

五、结语

《白噪音》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的多元性预示着小说人物们因过度沉溺于语言游戏而导致了其社会关系的异化和主体地位的消解。语言游戏的冲突代表了后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而语言游戏的不可靠性导致了事实的不确定性和宏大叙事的失败，从而揭示出生活在铁匠镇的人们，乃至在分裂的后现代美国社会中所有人对生活意义的追寻的无望感。

参考文献

[1] 让-富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2] 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M].姚大志，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 唐·德里罗.白噪音[M].朱叶，译.译林出版社，2002.

[4] Geyh， Paula. 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 A Norton Anthology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