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敦FOTOFEST摄影节：观念交锋的集市

近30年来，摄影界的文化活动中，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举办的FOTOFEST摄影节是最具影响力的盛会之一。它包括国际摄影双年展和每年举办的展览、放映、研讨会等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休斯敦摄影节名声大并不仅是因为其历史长、规模大，而是因为它展示出摄影作为一种媒介所具有的多样化社会功能：既可以作为艺术媒介，也可以作为参与社会进程、讨论尖锐社会问题的载体。在休斯敦，展示摄影作品是一种看待我们所处时代诸多社会症结的方法，也是一种让民众了解摄影的力量并积极参与其中的方式。

我将休斯敦摄影节形容为观念交锋的集市，在这里，摄影师们通过作品交换彼此的观点，主办方通过展览、活动和教育项目传播这些观点。在古希腊，集市是城市的艺术、精神和政治生活中心，而休斯顿这场集市也并不局限于举办活动。除了看照片，这里更吸引人的是它提供公众交流和私人探讨的空间。这就好比外地人和希腊人在贸易交往中互相交换新观点，也是探索世界的新方法。

“专家见面会”（the Meeting Place）是休斯敦摄影节的核心项目，也是摄影节最成功的单元。摄影节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策展人、出版人、摄影收藏家、摄影评论家等在摄影界有相当影响力、掌握话语权的人（可统称为评议员）汇集休斯敦，并安排他们与摄影师一对一见面，摄影师可展示他们的作品、寻求建议，并希望其作品有所突破。专家见面会的核心是让评议员们发现好作品，并为摄影师在拍摄、市场方面提供实实在在的建议，而不是泛泛地探讨人们喜欢或者收藏的作品。如今，专家见面会这种形式现已被许多国家的摄影节移植过去。休斯敦摄影节由两位国际知名的美国摄影记者弗雷德里克·鲍德温（Frederick Baldwin）和温迪·瓦曲丝（Wendy Watriss）于30年前创办。他们提倡摄影服务社会，其宗旨在于发现和帮助不知名的艺术家，推动摄影和摄影相关艺术的展示、交易及国际交流，因此它不仅仅是为摄影师们提供的一个见面会，而是在多学科的融合中，为参与者们提供的一个分享各自观点的场所。2014年，史蒂文·埃文斯（Steven Evans）加入了进来，作为休斯敦摄影节的执行董事。现在，鲍德温是摄影节主席，瓦曲丝是资深策展人（Senior Curator）。

（阿拉斯戴尔·福斯特是策展人、作家和文化研究者，现居于悉尼，工作范围遍及全球各地，你可以在www.culturaldevelopmentconsulting.com上了解更多。）

与休斯敦摄影节主席兼联合创始人弗雷德里克·鲍德温、资深策展人兼联合创始人温迪·瓦曲丝和执行董事史蒂文·埃文斯对谈

休斯敦摄影节是如何创办的？

弗雷德里克：1982年，我和温迪在法国知道了阿尔勒摄影

节，随后一起拜访了阿尔勒，我们发现原来这样的“聚会”就是摄影节，它看起来不是很正式，许多人坐在酒店大厅向策展人展示他们的作品，但我觉得那真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

然后我们了解到，巴黎每两年举办一个摄影展，这个摄影展是在时任市长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支持下举办的。希拉克创办这个摄影展是为了与时任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朗（Jacques Lang）展开政治竞争，希拉克属于保守派，而雅克·朗是自由派。希拉克从巴黎摄影协会（Paris Audiovisuel，一个促进巴黎摄影发展和完善摄影政策的协会，成立于1980年代——编者注）邀请了卡尔·拉格斐（Jean-Luc Monterosso）作为摄影展的总监，一起举办这样一个全市性的摄影文化活动。

阿尔勒和巴黎这两个城市在摄影活动方面的想法令人兴奋，在回家的飞机上，我们决定也要做这样一个摄影节。

温迪：我们在生活中倡导“国际主义”。在外旅行的时候，令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很多高质量的摄影作品都在美国和西欧之外的地方，在美国很少被业内人士知道，普通民众当然更不知晓了。

弗雷德里克：当然，这不是美国博物馆和画廊的“阴谋”。但假设所有重要的摄影作品都来自法国、德国或英国，那我们的世界观将变得非常狭隘，因此我们决定来搭建这座“桥梁”。我们对摄影“巨星”不感兴趣，我们希望能从美国或美国之外发现一批被遗忘的“艺术新秀”或有天赋的年轻摄影师，并在美国休斯敦举办他们的作品首展。

休斯敦摄影节是什么时间创办的？

弗雷德里克：休斯敦摄影节是1983年建立的，在1986年的时候举办了第一个双年展。大家都知道，休斯敦不是以国际化和艺术氛围闻名的，因此一些在休斯敦艺术研究方面有威望的人建议我们应该从小做起。但我认为规模必须要大一些，第一届摄影节应该有35或45个展览，且在同一月内举办。

谁来挑选整个摄影节的作品？

温迪：也许我们无法安排全市的摄影活动，但我们会将一些展览留给博物馆和画廊来代理，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展览。

弗雷德里克：2016年，休斯顿有120个摄影展览，分布在全市各地，另外还有5个展览是由休斯敦摄影节自己策划并组织的。

因此，从巴黎摄影展上你们学到了“由摄影节自己策划部分展览，当地博物馆和画廊一起参与开展全市性文化活动”的理念，阿尔勒摄影节使你们有了“专家见面会”的想法。

温迪：我们想让休斯敦摄影节更加大众化，因此举办了“专家见面会”。在见面会上，摄影师们可以与摄影界有影响力的策展人、出版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见面会是完全开放的，没有预选过程，基本上是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进行的。

弗雷德里克：我在摄影职业生涯早期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那是因为我不习惯把作品展示给一些有威望的人。比如，我曾拍过一些三K党（Ku Klux Klan，美国奉行种族主义的白人成立的，宣扬人种差别及暴力对待有色人种的秘密组织—编者注）的照片，就在拍完不久我有机会去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见到了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1879～1973，时任MoMA摄影部总监），也有机会到马格南图片社拜访，但我没有把三K党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那样做了，我想他们会让我花一年时间与这些人相处，拍得更好，我的职业生涯也许会完全不同。所以，为摄影师们提供与专家见面的机会，使他们获得第一手建议，是我非常希望做的事情。见面会中，摄影师不仅能听取一些学术方面的观点，还能在商业方面得到建议。

温迪：我感兴趣的是为摄影师们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在这个活动中，专家可以为摄影师的职业生涯给予中肯建议。我的摄影职业生涯比弗雷德里克晚十年以上，入行时，爱德华·斯泰肯已经去世了，也没有什么机会去MoMA与约翰·萨考夫斯基（John Szarkowski，1962年～1994年为MoMA的摄影部主任）见面。事实上，那个时候，能和摄影界“象牙塔”中的佼佼者碰个面非常困难。不过我认为“象牙塔”不应该存在。我想打破这种层级，使摄影交流更加大众化，这对专家和摄影师来说都是有益的。

弗雷德里克：记得第一次去阿根廷时，我发现那里有一个芬兰摄影师的展览，我想为什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有芬兰的展览？原来是这个策展人在参加休斯敦摄影节的专家见面会时看到了这个摄影师的作品。

“专家见面会”无疑是非常成功的。类似的活动被全世界的摄影节所效仿，也使很多摄影新秀脱颖而出。可以介绍一下“见面会的发现”（Discoveries of the Meeting Place）这个系列展览吗？（图07～09）

温迪：“见面会的发现”系列展览是1996年开始的。每一届双年展，我们会邀请10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且具有品位的特约评议员，请他们从全部展览中选出三位摄影师的作品（艺术家排列需有先后），这些作品就是真正的“发现”。

虽然是选拔，但并不是比赛，弗雷德里克、史蒂文和我都不赞同比赛，因为比赛仅有少数人获益，反而会损害大多数人的自信。我们会请评议员们选出他们最感兴趣的作品，如果有两个评议员选了同一个艺术家作为他们的第一选择，我们会再从其中一个评议员中选取他的第二选择。被选中的摄影师展示9～12张作品，摄影师可获得象征性的稿费，由摄影节资助他们进行作品打印、装裱等，参加下一届双年展的“见面会的发现”展览。

你们的教育计划非常广泛，其中“摄影中的文化”（Literacy Through Photography）项目做得非常成功，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弗雷德里克：1987年，一位女士在NBC（National Public Radio，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中讲了她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山里的故事。她就是温迪·埃瓦尔德（Wendy Ewald），她教山里的学生们拍照片，然后一起讨论。我去纽约找到她并邀请她来到休斯敦，我们还找到一位曾是越战老兵的诗人，在儿童博物馆做了一个实验，开展了以摄影为工具的教育项目。学校给孩子们发放相机，他们可以拍自己、家人、社区等现实生活，也可以拍摄诸如“梦想”这类观念化的主题，但所有人必须为所拍的照片写一些介绍或感想。这可以提高他们的视觉素养，也帮助他们锻炼写作技巧。这个实验后来被推而广之，成为我们目前最成功的一个项目。现在，我们已经在30个学校有了60多个培训班。

温迪：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扩大和改进，发展成一个写作课程了。而且，在孩子们拍照前，我们会和他们一起欣赏、讨论一些好照片，帮助他们快速了解摄影史。

史蒂文，来休斯敦摄影节之前，你已经有充足的摄影节组织经验，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史蒂文：温迪和弗雷德里克说道，休斯敦摄影节是一个艺术和思想交流的平台，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而且，我发现休斯敦摄影节的内容非常独特，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活动，会涉及许多具有争议的社会敏感话题。

是的，我也认为，休斯敦摄影节另外一大亮点是，你们在摄影之外做了很多事情。

弗雷德里克：是的。2004年的摄影展以“水”为主题，关注全球水资源匮乏背景下，艺术家们如何通过影像来思考“水”的功能和价值。同时，我们还与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共同发起了一个国际会议，不仅邀请摄影师和文化工作者，也邀请政治家和学者共同参与（图10～11），讨论“水”这个主题。最后，我们一共邀请了25位顶级专家，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领域，比如，有来自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的，有负责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水系统运作的，还有一个女牧师，因为在很多宗教活动中也会使用水。

温迪：当时还有莫德·巴洛（Maude Barlow），他在会上讨论了水资源和社会正义的关系。巴洛是一位作家，也是联合国水资源问题高级顾问。

弗雷德里克：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和传统意义上的摄影活动离得有点远，但是我们认为社会公共问题是值得、也是需要被深入讨论的，而且摄影可以成为讨论这些问题的载体。按照这样的思路，2006年的摄影展以“暴力”为主题。（图12）

史蒂文：2016年，我们双年展的主题是“变化中的环境：展望地球的未来”（Changing Circumstances：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这也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话

题（图13～15）。我们邀请了科学家、公共政策专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一起参加了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些令人激动的非常规项目，比如放映了“科罗拉多：一部清唱剧”（The Colorado： A Film Oratorio），这是一个涉及很多学科知识的纪录片，它的主题是探索科罗拉多河流域的水资源、土地和遗迹面貌，随着城市扩张和农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猛增，已经流淌了500万年的科罗拉多河及其流域地区正在发生巨变。

温迪：在双年展之间，我们也做了一些和当代政治有关的

展览项目，比如，2007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展览，名为“关塔那摩：来自家庭的照片，对正义的拷问”（Guantánamo. Pictures From Home. Questions of Justice）（关塔那摩是古巴东南部的一个城市，是美国在海外建立最早的军事基地，设有军事监狱——编者注），通过照片、视频和录音，让观众了解那些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的“政治犯”的家庭，也希望提出“何为正义”的问题。“关塔那摩”展览主要涉及中东的战事以及美国的中东政策，相关话题我们在2005年也讨论过，举办了一个关于阿拉伯地区文化与生活展览。2015年，史蒂文还策划了一个关于同性恋和变性人权利的展览。

你们怎么看待摄影节的国际交流活动？

弗雷德里克：温迪策划过一系列展览，在哥伦比亚、巴西、俄罗斯、中国等地进行展出，资源共享。30年来，温迪和我已经参与了60多个国家的展览策划活动，（图16）。

史蒂文：国际交流活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邀请遍布全球的艺术家、策展人和出版人来休斯敦，另一方面可以将休斯敦摄影节的思路和成果推向全世界。

如果让你们用几个词或一句话来评价休斯顿摄影节，会是什么？

弗雷德里克：“回馈”。

温迪：“机会”和“社会正义”。

史蒂文：休斯敦摄影双年展及其它展览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它通过摄影作品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城市、媒体和世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