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布衣”于成龙!

2016-11-05 15:35端木复
上海戏剧 2016年10期
关键词:于成龙布衣

端木复

众所周知,于成龙是清代的著名清官,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舞台上、广播里、影视中,围绕于成龙创作的艺术作品数量众多,各有千秋。特别是上海京剧院尚长荣先生主演的《廉吏于成龙》,备受好评,影响巨大。

“收拾民心非凭剑,须赖官吏公与廉。”新编历史晋剧《于成龙》中,主人公在戏的高潮时向抚台发出的这一呼吁,生动体现了于成龙“待民要宽,治吏当严”的为官主张。编剧郑怀兴将自己对现实的深情关怀贯穿于全剧,成功地表现了于成龙在封建官场中洁身自好,为国为民的独特个性。

立足布衣的一剧之本

最初我拿到的剧本,题目是“布衣于成龙”,一剧之本鲜明揭示了主人公的布衣身份。新剧的切入点是于成龙成为布衣后的一段故事,讲述了于成龙在武昌知府任上被革职为民,适逢吴三桂兵变,官府借追查伪札之名,大肆滥捕,趁机贪腐,由此激起民变,于成龙以一介布衣,临危受命,收拾民心,麻城斩蠹吏,东山劝归降,终于避免了官民之间的一场兵血冲突。

立足布衣的这个一剧之本,是以往所有于成龙作品中所没有的。可谓取材独特,慧眼独具。新剧中的于成龙当然是清官廉吏,但并不致力于写他如何肃贪反腐、扬清倡廉,而是进行了别出机杼的重新架构。怀兴高超的编剧艺术和杰出的戏剧表达委实让人折服!在历史的人情事理中,在史料的只言片语间,怀兴总能找到属于舞台独有的表现形式,找到属于戏曲独有的情节元素,来凸显于成龙的布衣身份和平民思想,来张扬以民为本的理念。

作为职业编剧,怀兴的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新剧没有专门设置的交代性场景,也没有纷繁的枝蔓,五个场次和所有细节都紧紧围绕主人公如何以一介布衣在麻城招安这一核心人物和核心事件来生发、来丰富。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不顾个人安危,打击贪污官吏的过人胆识,和为民请命、安抚造反民众的爱民之心,以及无私为公、勇于担当负责的道义精神,都得到了完美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怀兴在戏里为于成龙设置的军令状。主动立下军令状表现了主人公敢于任事担责、宽仁厚道、不想牵连同僚的品质,也表现了主人公甘与老百姓生死相依的精神。军令状还使刘君孚最后同意下山归降有了合理动机,也使阻剿冲突愈加激烈,更使挟私报复的官场恶人尚善等各色人物的舞台形象愈为丰满。同时,军令状还如一把高悬于成龙头顶的利剑,使主人公的命运牵动人心,惊心动魄。这里,没有道德的说教,有的只是剧作家对人物命运的观照和对既有历史的反思,这些都被怀兴含蓄地、不露声色地表达了出来。

我们知道,优秀编剧与平庸编剧的区别就在后者只会沉溺于讲述故事,而前者则善于从故事中凸显出人物的命运。第二场,于成龙假冒酒店老板娘杨玉贞的公爹,借喝酒闲聊,让捕头邹克忠酒后吐真言,把自己和知县勾结,借搜查伪札之名,乱抓乱捕的罪行全盘托出。获得笔供的于成龙当场斩杀邹克忠,收缴所谓造反名册。这段情节,既真实反映了官逼民反的事实,也因铲除邹克忠而为之后造反民众的归降埋下了伏笔,生动反映了主人公的机敏干练,也证明了于成龙不仅是一位亲民的好官清官,还是一位会办事、善办事的干吏能吏。

怀兴的创作,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尊重历史,给剧本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定位。怀兴的《于成龙》生动展现了主人公在无法更改的现实困境中所坚守的民本主张。怀兴没有人为拔高个体的作为与作用,而是力图表达主人公在特定历史场景中以人为本、以人为重的价值理想。面对动乱,他担心“无辜黎民顿陷深渊”;面对蠹吏,他激愤“肆虐黎民怎容情”;面对杀戮,他疾呼“一条人命重如山”;面对生死,他只在乎“老马为何还恋栈,只为百姓求平安”。可以说,怀兴用小人物的平民视角,实现了自己对历史剧题材和视野的拓展。

怀兴的创作,体现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入思考。剧本中,怀兴没有去美化主人公生存的政治生态,也没有用非戏剧的语言去提示或解释,而是把戏剧所有可能的社会意义留给观众自己去发现和体会。蠹吏邹克忠被杀了,但同样罪恶的知县屈振奇还活着,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有能力让于成龙差点遭受没顶之灾。尚善也是如此,于成龙对他的忠告,他会听进去吗?冷冷的一声“哼”就说明了一切。而于成龙呢?我们能清楚看到他在命运漩涡中的痛苦和挣扎。

炉火纯青的精湛表演

在新剧《于成龙》中,谢涛不负众望,她的角色塑造出神入化,举重若轻,令人惊喜,使人叹服。作为于成龙的扮演者,谢涛的表现力非常强,很会抓人,也很能感人,一上场便满台生辉,一招一式都表现得自然、自在、自由与自信,一举一动都体现出主人公的文气、胆气、豪气与神气。她用自己炉火纯青的精湛表演,用准确生动且富有晋剧特色的舞台语言,将戏曲程式化的技巧巧妙地运用于新角色的内心外化与行动表达,赋予了主人公清新高雅的气质个性,不仅演出了主人公的“布衣之身”,更演活了主人公的“布衣之心”,还成功回应了剧作家所张扬的“士大夫从来有担当”“士大夫若爱一文就不值一文”的人文理想。

继明末清初的傅山傅青主之后,谢涛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全新的清代老人的艺术形象。两位山西老人,一个道,一个儒,一个闲云野鹤、道骨仙风,一个勇抗强权、心系天下。虽身份不同、性格迥异,却都怀有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也都对内心的信念有着相同的坚守与执着。和傅山的文人气质不同,于成龙更多了一分布衣独有的俏皮与随性。从领命时的果断,审案时的机智,遇阻时的定力,一直到招安时的耐心,谢涛都能够细致入微地加以准确把握,从中寻找出常态廉吏形象之外的“这一个”。

在戏中,谢涛的演唱与表演,已不再拘泥于固定程式或特定成法。在核心唱段的把握处理上,她高低有致,游刃有余,将午时三刻到来之前自己内心的委屈、凄楚、失落和坚强等不同层次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从黄泉路上再饮一口酒的内心独白,到对仆人与百姓的安抚,再到对巡抚的诫勉,再接结尾的“散板”转“流水”,四段唱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谢涛用自己既低回委婉又高亢悲壮的苍劲声腔,将于成龙这一贤吏、能吏、勤吏朴实为人、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和布衣本色,以及勇于担当、置生死于不顾的廉吏光芒和人格魅力推向了极致,从而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谢涛这位杰出的女老生具有超越一般演员的极强塑形能力和表现能力,于成龙苍老的妆扮掩不住人物的潇洒与睿智,谢涛的表演把主人公多种多样的情绪心境和生命形态都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出了于成龙独一份的性格特点、度量胸怀、修养气质。如戏中三次写于成龙喝酒,让主人公借酒抒怀,给剑拔弩张的戏平添些情趣。谢涛扮演的于成龙手拿酒葫芦的表情俏皮发噱,生动可爱,让人明白一个人爱酒居然可以用情如此之深,同时这也是折射主人公高洁品性和洒脱达观的一种特殊方式。

为贴切传递特定场景中的人物情绪,谢涛还精心安排了一些须生的身段技法。像“为民请命”通过云步来表现江上行舟;“智赚蠹吏”借助长凳移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博弈;“单骑上山”采用骑驴场面来铺排人物的平民色彩;第五场则用单膝跪步、蹉步等程式化的步法来表现“挡马阻剿”。这些集中于谢涛身上的跪、走、跃等传统技法和既松弛又流畅的功架身段,不但展示了谢涛不凡的功力和身手,还将历史人物的筋骨和风神惟妙惟肖地呈现了出来。

尤为可喜的是,作为“一颗菜”的整个剧组,行当齐全,人各一面。剧中刘君孚、张朝珍的扮演者王波和牛建伟,都是“白玉兰”奖得主。还有梁忠威饰演的邹克忠,一身匪气,利欲熏心。要知道,要演出像邹克忠的阴险毒辣、心狠手黑,对于梁忠威这样成熟的丑行演员来讲并不难,难的是要让邹克忠这个人物站着有血有肉,动着活灵活现。仅以笑为例,梁忠威就为邹克忠设计了冷笑、奸笑、傻笑、谄笑等表演组合,取得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他与谢涛的对手戏更是精彩,就像昆剧《十五贯》里况钟乔装算命先生套出娄阿鼠杀人口供一般,看着过瘾,给人回味。邹克忠最初亮相时,趾高气扬,但在一番斗智斗勇之下,原形毕露,得知面前的人是廉吏于成龙时,那种闻风丧胆的感觉体现得很到位,一举一动都展现出内心的恐惧。

这两年来,我看了谢涛演出的不少剧目,既有徐棻新编的传统戏《烂柯山下》,也有反映太原解放和抗日战争的现代晋剧《上马街》和《紫穗槐》,还有获奖历史剧《傅山进京》等。谢涛演的朱买臣一角不仅保留了须生唱腔的艺术特色,更细致表现了对崔氏不断变化的情感心理和内心深处的五味杂陈。《上马街》中,她扮演的辛亥老人齐奶奶,虽是配角,却是全剧的灵魂,气场强大,光彩照人。《紫穗槐》里,谢涛跨界塑造了一个有文化、被欺辱的年轻女性祁草叶,从十七岁一直演到六七十岁,角色年龄和情感跨度非常大。在不断的艺术探索实践和创新融会贯通中,谢涛用自己的艰苦修炼,体现了对戏曲美学规范的孜孜追求。晋剧《于成龙》就体现了这种程式与生活动作了无痕迹的转化与交融,体现了谢涛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领悟,以及对舞台艺术的敬畏与虔诚。

晋剧《于成龙》告诉我们,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手段只能治标,只有执政者风清气正、清正廉明,才能得到百姓信任,才能有效解决各类矛盾,真正实现国泰民安。谢涛和她的战友们所创造的这一系列正能量作品,使观众在晋剧艺术的感染中引起对历史、对人生价值的静心思考。剃去一头披肩秀发的谢涛一袭长衫,一叶轻舟,载着主人公于成龙飘然而出,飘然而去,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难以忘怀的极具个性张力和人格魅力的鲜活形象。可以说,《于成龙》已不仅仅是晋剧的代表力作,更是中国戏曲在新时期的重要收获和发展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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