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费孝通一起参加民族访问团的日子

彭清一++沈黎明

彭清一，1931年出生，山西忻县（今忻州）人，著名民族舞蹈家、演讲家。曾以《红绸舞》《西藏舞》在柏林为祖国赢得两枚金质奖章，先后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访问。离开舞台后走上演讲台，为振奋民族精神奔走呐喊，演讲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为了宣传民族政策，传达对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关怀，派出中央访问团奔赴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开展工作。我参加了首批派出的西南访问团，有幸结识了我国著名学者、民族学家，时任访问团副团长的费孝通同志。如今虽然60多年过去了，费孝通同志也已仙逝，但每当回忆起那段历史，费孝通同志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尤其是他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确定作出的卓越贡献，便会浮现在我脑海中。

小平同志的报告浸透着他的心血

1950年6月，我刚从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艺术系毕业，即被组织上调入西南访问团，担任访问团临时团委书记。访问团团长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同志担任，副团长由费孝通同志担任。

几天后，访问团组建完毕，我也与费孝通同志正式结识了。他虽然比我年长很多，又是著名学者，但一点架子都没有，操着一口吴侬软语说道：“今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7月2日，我们访问团一行百余人由北京出发，首先到达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重庆。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同志在看望我们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呀！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几十年里，少数民族同胞不仅生活上受压迫，精神上还要受歧视，饱尝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如今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共产党就是要把他们从苦难中彻底解放出来，组成团结的民族大家庭，共建美好家园。……我希望你们记住，新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大国，民族工作绝无小事！”小平同志的话音刚落，费孝通同志便带头鼓起掌来，显然他这位专家对小平同志的观点非常赞同。

当天晚上，费孝通同志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下午小平同志约见我，与我讨论民族工作问题。我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对少数民族工作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小平同志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做记录。我真没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刘邓大军的统帅，竟如此谦虚、坦诚！”

此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正式欢迎访问团的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对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作了更加详尽的阐述。毫无疑问，小平同志的这篇报告也浸透着费孝通同志的心血。

他对55个少数民族的确定功不可没

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前，作为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的费孝通同志给大家详细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他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和数据翔实的情况介绍，既让大家了解了情况，也为大家鼓了劲儿。随后，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在刘格平和费孝通同志带领下迅速展开了工作。全体访问团成员不畏艰难，历时一年半，足迹遍布云、贵、川的山山水水，工作做到了每一个能够到达的村落山寨，协助当地党政机关加强了政权建设，摸清了西南少数民族基本自然状况，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初步解决了西南民族地区经济问题，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

在取得的这些成就中，费孝通同志带领有关人员，根据中央部署对西南少数民族族别、名称、数量等自然情况的调查研究，堪称意义非常重大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我国目前确定有55个少数民族的开山之作。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党和国家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观点。但“五族”之外还有多少少数民族，他们的情况怎样，并不清楚。例如，当时广西的一些族群自称是少数民族，实际上却是汉族；还有的少数民族由于不同原因，被误分成若干个民族；等等。在访问团到达大西南后，费孝通同志立即带领相关人员，翻山越岭，穿林涉水，深入到贵州和广西两地分布在各处的少数民族村寨中，一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面通过一起劳动、一起联欢等方式，与少数民族群众亲切沟通，倾心交谈。那段时间，费孝通同志白天和大家一起搞调查研究、做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工作，晚上则挑灯夜战，整理白天搜集的资料，撰写调研报告，经常忙到深夜。

费孝通同志为人和蔼，工作勤奋，很快便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摸清了他们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包括风俗习惯）等。后来，费孝通同志曾多次讲道：“在民族访问团工作期间形成的许多认识，对我以后领导和研究民族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费孝通领导、带领相关同志作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1952年访问团工作结束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后，中央迅速作出了1953年在全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决定。在这次普查中，对少数民族的确定被称为“民族识别”。这项浩大、繁杂的民族识别工作，从1953年开始，历时近30年，直到1982年才告一段落，最终确认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一共有56个成员。应该说，费孝通同志作为这项工作的领导者、参与者功不可没！

总之，当时西南民族访问团的工作，密切了我党及人民政府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民族隔阂，改善了民族关系，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祖国大家庭的团结，也为以后的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正如费孝通同志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的那样：“新中国刚成立，中央政府就派出如此大规模的访问团到少数民族聚集的西南地区访问，这种盛况，不仅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也未曾有过，是世界民族关系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大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