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学者透视美国大选

编者按：“我必须坦承，这次的选举影响了美国在海外的形象。”曾于2004年竞选过总统的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近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华盛顿邮报》也评论道：“在美式民主的陈列柜中，世界看到了反面教材。”今天，美国大选进入投票环节。如果美国大选是观察美国的一个标本，那么今年大选尤其具有“教科书”级别的解剖意义。为此，我们邀请3位国外学者齐聚圆桌，谈一谈他们眼中的美国大选。

性、谎言和录像带

【英】沙学文

全球广告播送的黄金时段是什么？美国的超级碗，还是中国的春晚？都不是，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竞选可能才是。不过，如果美国大选是一部影视剧，我们以为看到的会是《王者无敌》，但他们播放的往往却是《性、谎言和录像带》。

在以往的美国大选中，相互揭丑，挑起公愤，攻击对手，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问题在于，这样做的效果似乎的确要比严肃地向选民宣示自己的施政纲领妙得多。1828年的美国大选被称为史上“最下流的大选”，候选人杰克逊与小亚当斯各自攻击对方为沙皇“拉皮条”和通奸，杰克逊笑到了最后。这样的剧目似乎总在上演，看上去像是一种传统。2000年共和党初选，麦凯恩先拿下新罕布什尔州，但小布什团队将麦凯恩收养的孟加拉裔孤女造谣成他的私生女，让麦凯恩败下阵来。

今年的大选呢？我们也许需要抛弃从政治学层面来观察它的心理准备，它离一场严肃的政治竞选真的太远了。两名候选人堪称史上最被各自党派成员厌弃，又最不受丑闻影响的典型。一边是简历出色，但深陷黑幕、形象受损的女人；另一边是不关心政策、情史混乱、经历复杂的男人。更不同寻常的是，由于特朗普的特立独行，没有人再想谈论这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良策。三场辩论会，两场半纠缠于丑闻，只有半场轻描淡写地聊了聊政策。观众和选民不在乎这些，他们更渴望永无止境的悬念，爱看希拉里能和FBI躲几回“猫猫”，或者特朗普的大嘴会不会为他招来一颗恶狠狠的子弹。这一点也深受媒体的喜爱，即便是倾向民主党的媒体也对特朗普充满好奇。很少有人关心谁将最终承担起大选后治愈美国病的艰难重任，尽管那更重要。

所以，这已经不是一场政治活动，而是一场审丑、互撕、找刺激的综艺秀，这也是特朗普经历众多丑闻依然屹立不倒的原因。政界人士对他嗤之以鼻，但他的死忠粉和媒体喜欢。危言耸听的吐槽和冒险的边缘政策，当然是好佐料，哪一档电视节目愿意放弃它呢？

美国人和欧洲人现在都希望从领导者那里获得指引，但是他们发现除了保持现状，别无选择。他们丧失了希望，这是真正的问题。西方已经耗尽伟大的理想，这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两位候选人的交流十分肤浅，西方头号强国的领导者只能是无力胜任、遵循体制的人或更不胜任、反体制的人，这就是今年这套剧本的结局。

未来如何，我无法预知。我只知道选举并不是这场闹剧的终结。特朗普释放的妖精不会安静地回到小瓶子里。这让我想起电影《罗马帝国的沦落》结尾处，两个不称职的候选人激烈斗争，他们都期望成为没落帝国的君王。▲

(作者SamehEl-Shahat是英国华誉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走出民主的迷思

【俄】玛丽娜·库塔赛娃

我们是否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需要静下来思考一下，“西式民主制度到底做了些什么，它能做什么？”

这不是庸人自扰。希拉里和特朗普都问题缠身，但民众别无选择。美国公民看来实现的不是“代议民主”，而是“贵族选举”。三轮辩论表明，参加总统选举最终辩论的人并不关心公民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如何有效地用丑闻将对方击倒，同时又设法避开对手的还击。

“贵族选举”让西方的民主越来越成为精英的游戏，他们带着贵族般的荣耀继续玩着这个游戏，显得执着而且乐此不疲。民众手中的选票看上去继续得到尊重，但他们除了选举，在政治决策、监督和管理等其他方面却没有选票可以用来行使权利。相反，像“脱欧”公投这种政治家不想承担责任的事情，却完全交给民众去决定，最后整个事件却被赋予了民主的名义。

无论是美国总统大选，还是英国脱欧公投，都在向人们展现着民主的某种可能性：要么是精英集团的统治工具，要么为政治精英们推卸责任提供“合法”的借口。但它唯一没能展现的是手握选票的民众可以并且能够成为民主的主人，尽管我们以为民主原本就应该是那样的。

美国人像欧洲人一样，知道他们的愿望和需求不太可能会被未来当选的总统所满足。政治代表性原则在继续退步，公民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衰减。

民主到底是一种工具还是最终的目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民主取得的成果和成绩，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全球经济衰退，西式民主效率低下这个大问题被进一步凸显出来。形成以高效为目标的民主，是现在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但是，西方认为自己的民主具有至高无上的道义价值和可复制性，这可能更是一个问题。“我们以为卡扎菲死后，国家会变成迪拜，没想到成了索马里”。这是西方推动利比亚选择自由、民主道路5年后，利比亚家喻户晓的一句话。再看看俄罗斯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选择了西方推荐给我们的“民主”，但是我们没有迎来繁荣与善政，也没有因此而成为西方的伙伴，反而日渐衰弱，直至现在仍然被西方视为异类。可以肯定的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行推行自己的民主价值观时，眼里并没有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

我们必须反思的是，西式民主是正确的道路还是迷途？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家的民众以血和泪倾诉着他们的答案，西方国家的民众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民主制度。民主需要解决民众当前迫切关注的问题，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纠缠于政治精英们的口水战以及他们吹出的各种泡沫。

一些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的探索，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显得还是那么懒惰。它们似乎想继续保持以往的那种高傲。▲

（作者是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教授）

谁在“游说”未来总统

【希腊】乔治·佐戈普鲁斯

游说制度在美国政治中并非新鲜事，宪法也有保护“组织性利益群体”权利的规定，但直到“大萧条”开始和小罗斯福总统当选之前，绝大多数游说团体并未倾力参与起来，也没能够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在“罗斯福新政”实施和二战结束后，这种趋势改变了。最开始崭露头角的只有几个商业组织，但在短短几十年后，来自环保、少数族裔、消费者权益、能源、外交政策等领域的组织迅速赶了上来。

其结果是，“游说”逐渐变成美国政治体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根据美国独立研究机构“互动政治中心”的调查数据，1998年美国大选年中“游说者”人数为10405人，2012年时便增加到了12181人。有关2016年美国大选的最新数据显示，仅截至8月9日就已经有10948名“游说者”在为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走关系”。要想取得良好游说效果，“游说者”当然要适当向被游说者或部门出力出钱。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金钱和一些机构系统性的宣传游说就能影响美国国会、联邦机构以及某些政府官员和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尽管美国的决策制定过程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但利益集团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绝对不容忽视，尤其是在总统竞选活动中。

美国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及其缺陷在今年大选中多有体现。首先，希拉里似乎在任国务卿期间聚拢了重要人脉，使她能在竞选阶段获得高额募捐。根据美国媒体爆料，她在任国务卿职期间结识的政府外人士中半数以上都给克林顿基金会捐了钱。正因彼时的国务卿身份、克林顿基金会以及游说集团利益这三者间存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希拉里遭到特朗普的猛烈抨击。

特朗普似乎也不是与“游说者”毫无利益瓜葛。美国国内很多评论人士认为，特朗普疑似利用税法漏洞在过去多年中未缴纳联邦所得税，而有关房地产开发商的受益人规定制造了这种“漏洞”。房地产业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重要金主，这就上述一切不足为奇了。

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从“游说者”那里获取经济利益。毫无疑问，美国选举体制需要提高透明度和引入新的道德守则了。虽然两名候选人都决心实施一些临时性的禁令，试图堵上一些人作为“游说者”却拥有某些特权的漏洞，但大选胜出者到时是否会真正付诸实施，还要拭目以待。

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些鼓噪游说的利益集团能代表无力参与“游说”的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吗？众所周知，答案通常是否定的。▲

（作者是法国高等欧洲研究国际中心（CIFE）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