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鳞西爪

2016-11-08 16:13余斌
幸福·悦读 2016年9期
关键词:叶公超吴宓骂人

余斌

钱锺书“骂人”

钱锺书是否说过“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的“骂人”话,已成一桩公案,而且注定会是无头案。杨绛先生曾撰文“追本溯源”以正视听,但很多人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无他,只因太像钱先生的口吻。从某个意义上说,叶公超是“懒”,吴宓是“笨”,陈福田是“俗”,此其一;“骂”其中一人,亦能见出“骂”者的才高气盛,然对三人排头并“骂”,似乎更特别地“钱锺书”,此其二。所以纵使有人道出此语版权别有所属,没准会有更多人认定,这活脱脱是锺书君的口吻。

钱锺书在为《吴宓日记》所写序中自承“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对当年的孟浪表示抱歉。其实,钱先生的读者虽然没几人有幸亲聆他臧否人物,对他的“取笔弄快”却是半点也不陌生。古今天纵其才的人物,其才气的发露,臧否人物也是一端。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将林翻译时不时擅自发挥的添写归为文章家的“技痒难熬”,让钱先生舍弃“取笔弄快”的愉悦,他肯定不爽。我们若从“骂人”的角度去读的话,会发现即使《管锥编》、《谈艺录》这样的著述,衡文论诗,疏证考订之间,亦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波俏,逸趣横生。

当然文学是较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尽展骂人的艺术。他笔下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无一逃得过他的讥刺挖苦。早有论者说过,《围城》里不是“愚人”即是“诬人”,或者既愚且诬,《围城》序里说得更直截了当——都是“两足无毛动物”。我总觉得,制造一个众人登场的场合,拎过一干人来挨个挖苦过去,必是作者逸兴遄飞,下笔不能自休之时。大约有观众就有表演性,而钱先生最善将种种的表演变成出丑卖乖。《围城》里的几次“社交”不必说了,《人·兽·鬼》中有《猫》,作者差不多有一半笔墨花在客厅里的来客身上。以小说结构艺术来说,未可称善,然这里的旁逸斜出或者正是钱锺书的兴味所在。

早有人索隐过了,《猫》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所本,未尝不可看作小说化的臧否人物。钱锺书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其快感类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趣一个”,故我们大可不必津津于对号入座。“骂人”之为艺术,常在其“艺术”的自足,就像“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我们首先当它是句隽语。

“风流”汪静之

新文学初期的人物中,有两个姓汪的都因写新诗而有名——汪敬熙,汪静之——听上去一字之差,我常会混淆。汪敬熙时在北大读经济系,新潮社的成员,后来留学美国,成为著名的生理心理学家,曾任中研院心理研究所的所长。“身后名”系于生理心理学,写新诗那茬没什么人提了。汪静之出名时还是个学生,其出名与胡适对这位小同乡(都是绩溪人)的提拔不无关系,终其一生,他都只有“诗人”的名分,他大红了一阵后就无声无息了。但五四初期的文坛上若是“数风流人物”,肯定先会数到他,而不是汪敬熙。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乃是新诗中的第一部情诗集,有些现代文学史教材上将其与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一起,当作新诗最初的代表,虽然我的印象中,诗集里的诗都没有汪敬熙的《雪夜》来得耐读。

直到1984年我们几个研究生在杭州访了汪静之之后,我才将二人对上号。而这时汪静之早已被人遗忘,对我们而言,他也只是个很无感的名字,要说“风流人物”,那是徐志摩吧?有个师妹好像写过有关文章,我们一伙人还跟着去了趟海宁,寻到徐志摩的墓,凭吊一番。富阳县也走了一遭,那是为了访郁达夫的故居。

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研究生经费居然够我们为时半月游学江浙。但我们谁也未曾想到去访访汪静之,虽然他还在。我们后来是听骆寒超老师的建议去访的汪静之。汪静之一点也不“人物”。他住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一栋老旧楼房的一楼,楼道里堆满杂物。一位老妇应的门,后来在屋里还见到一位,两位腰都有点佝偻了,也不知哪位是他太太。都不大吭声,我们在房间里谈话,她们其中的一位就坐在过道里摘菜。我们留意她们是有缘故的:《蕙的风》就是写给他追求的女子,虽然求之不得;后来追到的是另一女子,因诗人已出名,他的太太也便像是故事中的人物了。

摘自《东鳞西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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