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南戏“明改本”研究之回顾和检视

2016-11-09 00:00罗冠华
戏剧之家 2016年20期
关键词:西厢戏文南戏

罗冠华

(中山大学 南方学院,广东 广州 510970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宋元南戏“明改本”研究之回顾和检视

罗冠华

(中山大学 南方学院,广东 广州 510970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戏曲的改编是文学创作的方式,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类型,反映了改编者的价值立场和话语诉求,也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学术思潮息息相关。宋元南戏多为经过明人润色、增删、改编或者改写后的戏曲剧本,可以称为宋元南戏“明改本”,题材主要有婚姻爱情、历史和教化,体裁为全本戏、折子戏和曲谱。学术界前辈和学者在文献研究之外,还从“改什么”、“如何改”和“何以如此改”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依然存在研究的空间,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

宋元南戏“明改本”;改编;明人

宋元南戏是宋元时期源生于南方民间的戏曲。据赵景深、钱南扬等先生考证,目前尚未发现真正刊刻于宋元时期的南戏剧本。今传世的宋元南戏皆为经过明人润色、增删、改编或者改写后的明代刊刻本,本文将这些称为宋元南戏“明改本”。

一、宋元南戏“明改本”的存目和分类

据统计,现存宋元南戏“明改本”有15个剧目和81本全本戏。这15个剧目分别是《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西厢记》《东窗记》《赵氏孤儿记》《破窑记》《金印记》《白袍记》《牧羊记》《三元记》《黄孝子寻亲记》和《周羽教子寻亲记》。这些剧目的改编本尤以《琵琶记》的改本数量最多,其次以“四大南戏”中的《拜月亭》《荆钗记》《白兔记》和以南曲形式改编元杂剧《西厢记》的明代“西厢”改本(简称“南曲系统《西厢记》”)的改本数量为多。明代根据宋元南戏“明改本”改编的折子戏共有248折,多为明代戏曲选集和曲谱收录。

宋元南戏“明改本”按题材内容,可以分为婚姻爱情、历史和教化三类。

宋元南戏“明改本”中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剧作,如《琵琶记》《白兔记》《拜月亭》《荆钗记》《破窑记》和南曲系统《西厢记》。其中,《白兔记》《琵琶记》以描述男女主角婚后生活为主,叙述夫妻如何离散和重逢,时间跨度较大;而《拜月亭》《荆钗记》《破窑记》和南曲系统《西厢记》主要叙述男女主角相识、相恋的爱情故事;《拜月亭》《琵琶记》《白兔记》《荆钗记》和南曲系统《西厢记》对女性的描写,形象的刻画,以及女性心理的揣摩尤为细致。

宋元南戏“明改本”中以历史为题材的剧作,如《白兔记》《破窑记》《白袍记》《八义记》《精忠记》《金印记》和《牧羊记》,其主角原本都是草根阶层,因缘际会,“鲤鱼跃龙门”,享荣华富贵。其中,《白兔记》叙述后汉皇帝刘知远发迹的故事;《八义记》和《牧羊记》叙述文臣赵盾、赵朔和苏武的故事;《精忠记》和《白袍记》叙述武将岳飞和薛仁贵的故事;《破窑记》和《金印记》叙述文人士大夫吕蒙正和苏秦如何成就功名的故事。“明改本”中的这类剧作又可以细分为帝王戏、武将戏和文臣戏三种。帝王戏描绘皇帝的奋斗史,如叙述刘知远故事的《白兔记》。武将戏书写英雄人物的出身和奋斗历程,如描写岳飞的《精忠记》和描写薛仁贵的《白袍记》,剧本依据少量的史实,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进行虚构,多强调武将的“忠义”。文臣戏描绘寒儒的奋斗史,如《金印记》的苏秦、《荆钗记》的王十朋、《琵琶记》的蔡伯喈、《拜月亭》的蒋世隆、《破窑记》的吕蒙正,鼓励饱学之士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跻身于朝堂之上。

宋元南戏“明改本”中以教化为题材的剧作,如《三元记》《黄孝子寻亲记》《周羽教子寻亲记》《琵琶记》,其中,《琵琶记》和《三元记》描绘寒儒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考取功名;《黄孝子寻亲记》和《周羽教子寻亲记》通过描绘男子寻亲的故事,强调主角的“孝”精神。

宋元南戏“明改本”包括全本戏和折子戏,还在一些曲谱中保留散套。“明改本”全本戏指明人刊刻、首尾连贯、沿袭南戏体制的戏文传奇,以三十出至四十出为主。现存宋元南戏“明改本”全本戏主要刊载于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写的《古本戏曲丛刊》和明人毛晋刊刻的汲古阁本《六十种曲》,以及各种明代单行本等。而折子戏主要收录于明代的戏曲选集之中,如《雍熙乐府》《盛世新声》《词林摘艳》和《风月锦囊》等。收录“明改本”散套的曲谱,主要有明人蒋孝的《旧编南九宫谱》、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和《增定南九宫曲谱》、沈自晋的《南词新谱》,清人钮少雅的《南曲九宫正始》和《九宫大成南北词曲谱》,近代吴梅的《南北词简谱》和王季烈的《集成曲谱》等。

二、学界对宋元南戏“明改本”研究之回顾和检视

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就依据经过明人润色、改编、改写的戏文来论述宋元南戏的“渊源”和“文章”等问题。王先生注意到明人改编南戏的事实,根据《拜月亭记》第5出的明太祖之语,判断此剧非元人施惠所撰,当为明初的作品,①这直接影响了学界对“明改本”《拜月亭记》创作时间的研究。②20世纪初期的学者吴梅、姚华、陆侃如、冯沅君、郑振铎等,也曾先后向学界介绍宋元南戏的明代版本。新中国成立后,赵景深、董每戡、王季思、钱南扬、叶长海、俞为民、黄仕忠、刘念兹、陈多、孙崇涛和李舜华等人,对宋元南戏“明改本”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代以来,台港澳和海外学者青木正儿、田仲一成、曾永义、白之、龙彼得、吴秀卿和孙玫等,在“明改本”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③本文选取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四位研究者,论述其对宋元南戏“明改本”研究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钱南扬在《戏文概论》中正式提出“明改本”的概念,“明改本虽已失去了本来面目,然多少总还保存着一些宋元戏文的成分”“况且更有《九宫正始》据元天历间刻本《十三调》《九宫》二谱,征引了不少宋元戏文的曲文,把它和改本对照着看,也可以窥测原本面目的一斑。所以也有它们一定的价值。”④他指出宋元南戏“明改本”与宋元南戏最大的差异,在于“宋元戏文经过明朝人的修改,不但形式方面失去原样,内容方面也一定有不少变化,所反映已不是完全的宋元人的生活了。”⑤《戏文概论》第四章《荆、刘、拜、杀》简要地指出宋元南戏“明改本”《荆钗记》改变了戏文的结局;《白兔记》与南戏相比,具有更浓厚的民俗特色;《拜月亭记》对男女主角破镜重圆的改写,其语言风格并未受到元杂剧《拜月亭》的影响。然《戏文概论》对部分宋元南戏“明改本”的分类有待商榷,如认为《白兔记》和《琵琶记》“保持着戏文原来面目”,把它们和“经明人修改”的南戏区别开来。其实,这两部南戏的最早版本都在明代出现,可以归入“经过明人修改”的南戏之中。⑥

20世纪80年代初,孙崇涛较细致地论述了明成化本《白兔记》和汲古阁本《白兔记》的改编情况,指出“戏文艺术发展到了明成化年间(或可包括较成化略早的年代),在某些地区,在许多方面,还在承袭宋元戏文的传统和体制,而跟后来完整形成的明代传奇有着诸多的不同。”⑦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引发了如何确定宋元南戏和明传奇的界限之争。前贤也因此而逐渐意识到,在宋元南戏和明传奇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期。⑧孙崇涛在《明人改本戏文通论》中指出,“在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之间还有一个相当重要、无法回避的中间环节。”“既然以‘明初南戏’、‘明代戏文’、‘明传奇’涵称此200年间的明代南剧都有不甚严密、容易混淆、操作麻烦之弊,那么,该用什么定名更为合适?以笔者的研究运作体会,采用‘明人改本戏文’一名,就可以防止这些弊端”,因为它们“‘改’是十分普遍而突出的特色”“如此互相改来改去,正是这时期各地民间演出活跃、文人创作方兴未艾的南剧真实情况的反映。”⑨孙崇涛囊括的戏曲剧本范围较广,包括明人根据前代戏文旧本改编的戏文剧本,也包括明人新制的剧本。孙崇涛还指出,宋元南戏“明改本”的价值和意义应该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价,呼吁学术界重视对明初200年戏文“改本”的研究。⑩孙崇涛还对南戏《金印记》的“明改本”进行校勘并出版。⑪孙崇涛的专著《南戏考述》收录其撰写的多篇研究“明改本”的学术论文,如研究“四大南戏”的流变、论述苏秦故事的《〈金印记〉的演化》、研究《白兔记》的《成化本〈白兔记〉与元传奇〈刘智远〉》等一系列的论文,还有《南戏〈西厢记〉考》研究以南曲为中心的“西厢”戏曲的流变。⑫他对宋元南戏“明改本”具体剧目的研究,多能辨析其文献、版本、存目,并对“明改本”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其价值和意义,为学界对“明改本”的深入研究做出了贡献。

1994年,俞为民出版专著《宋元南戏考论》,研究范围涵盖“四大南戏”、《琵琶记》《金印记》等,以及部分明代戏曲选集收录的相关折子戏,对宋元南戏“明改本”的文献情况如作者、版本进行考察,辨析“明改本”各版本之间的差异,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南戏在明代的流变情况。2004年,俞为民的《宋元南戏考论续编》,除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外,还对“明改本”剧目的沿革和流变进行了更为精审的考察,对它们在地方戏中的流传情况做了补充,探讨南戏和杂剧的差异和交流。⑬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田仲一成“搜集了数十种《琵琶记》与《西厢记》的版本,考察二者是如何由朴素的古本与拟古本,经由闽本,向文人演剧的京本和市场演剧的徽本、弋阳腔本逐渐分化的过程。”⑭田仲氏以此考察明代《琵琶记》和《西厢记》的接受情况,以及促进明代戏曲发展的社会环境。近年来,田仲氏研究“四大南戏”等剧目的“明改本”及其流变情况,他的新著《古典南戏研究》认为南戏“改本”分为五种:吴本是乡村演剧的古本,京本是适用于宗族演出的雅本,闽本处于从乡村到宗族的过渡阶段,徽本和弋阳本都是市场俗本。他指出明代前期乡村戏台演出的古本发展到明代中期,以闽本为节点分化为两种,一种是宗族家堂使用的雅化京本,一种是市场演出的俗化徽本,这反映出明嘉靖以后的社会变革。⑮

学界多对宋元南戏“明改本”的目录、版本等文献情况进行梳理和考辩。如冯沅君、郑振铎、赵景深、钱南扬诸位先生,依据《新编南九宫词》《旧编南九宫谱》和《九宫正始》等曲谱,对宋元南戏的佚曲进行辑佚整理工作,也涉及到它的文献研究。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陆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钱南扬《宋元南戏录》和《宋元南戏辑佚》先后出版。⑯20世纪90年代,《全元戏曲》所收宋元南戏,皆在开篇之处专辟《剧目说明》,辨清南戏的版本源流,简要指出明人对南戏的改编概况。⑰徐宏图较为仔细地列举了“明改本”的版本、目录,且指出“明改本”全本、折子戏和地方戏改编南戏的简况,但对“明改本”的详细改编情况着墨不多。⑱黄仕忠、孙崇涛《风月锦囊笺校》和孙崇涛《风月锦囊校释》对明代戏曲选集《风月锦囊》收录的南戏进行笺校和考辩,简要说明《风月锦囊》所收“明改本”的文献版本。⑲前贤在整理“明改本”文献的过程中,多集中于对其文献源流、版本目录、刊刻时间的考据,对其改编情况有所关注,在其“改什么”、“如何改”、“何以如此改”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关于宋元南戏“明改本”“改什么”的研究

学界多关注宋元南戏“明改本”对旧本南戏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音乐形式“改什么”的研究。如郑尚宪指出以“四大南戏”和《琵琶记》为代表的“明改本”在人物塑造、剧情安排上比南戏有所提高。⑳

就研究故事情节的改编情况而言,俞为民指出宋元南戏“明改本”《拜月亭》删去“误接丝鞭”的结局,把结局的性质从悲剧改为喜剧,是正确的;他简要指出“明改本”《拜月亭》的故事情节和明代话本《绣谷春容》《国色天香》收录的“龙会兰池”故事情节有所交集;他在比勘的基础上指出元杂剧《拜月亭》改编自宋元南戏《拜月亭记》。白之指出明人谢天佑的改本《白兔记》重写了宋元南戏《白兔记》,沿袭民间故事模式,把原著的闹剧改为家庭问题剧。

在研究音乐上的改编时,孙崇涛指出明成化本《白兔记》和明代其他《白兔记》改本在音乐形式上的不同之处,即相对简约的曲调成分、更换曲牌的改调形式、自由变通的曲子格律和尾多重叠的演唱方式。吴荣华指出明代昆曲改本“西厢记”的音乐形式“总结曲牌分布的特点,探究曲牌的来源,从中看出其音乐与前代音乐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他总结了乐调与“合唱”的特色,指出明代“昆曲《西厢记》音乐有着较高艺术成就,创作手法与现今创作手法相差无几,对后来的戏曲音乐创作具有一定借鉴和启迪意义”,并且探讨“旦角”和“生角”的形象及部分曲牌运用,体现出“昆曲‘西厢’音乐词采精美、唱腔悠长婉转、表演美仑美仑的神韵和风采。”在研究人物形象的改写时,康保成认为演述岳飞戏文的宋元南戏“明改本”从《东窗记》走向《精忠记》,其主要人物性格由真实的人性走向极端,反映了人物刻画类型化的历程。伏涤修指出搬演岳飞故事的“明改本”,让岳飞形象从受冤屈致死的历史悲剧英雄,转向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再成为作为忠义化身的文化英雄,“早期的岳飞题材戏曲以写岳飞之冤为明显特征,明代的岳飞戏则着重对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与抗金事迹进行热情颂扬,晚明到清代出现的翻案补憾类的岳飞戏以作者和人民的意愿为导向,以超历史化的方式对岳飞事迹进行了神圣化的宣传。”

(二)关于宋元南戏“明改本”“怎样改”的研究

宋元南戏“明改本”的部分剧目,是在宋元戏文旧本的基础上,吸收前代的历史文本和杂剧、小说、说唱等其他文艺形式进行艺术创造的一种戏剧样式。

1.宋元南戏“明改本”以史书、杂剧、小说等“前文本”为依据进行艺术虚构

郭英德指出,宋元南戏“明改本”《东窗记》《金印记》《白袍记》的主要人物和情节以史实为依据,并且采纳民间传说进行艺术虚构,《八义记》则比较尊重史实,与前者不同。俞为民指出“明改本”从小说、民间传说和史书中取材。“由于民间南戏的故事情节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因此,即使是描写历史人物的剧作,也多不是按照史书的记载来设置剧情,而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故在情节上多与史实不符。”黄仕忠研究“明改本”《琵琶记》的改订者如何进行艺术虚构,指出这反映了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朱恒夫指出《精忠记》等“明改本”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却又背离了艺术的真实,由此得出创作以历史为题材的剧作的原则:“一是高度地尊重历史,反映所描写的那一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二是作者应对那一段历史与历史上的人物有自己独特而正确的评价;三是要将所描写的历史充分故事化。”翁敏华指出“明改本”《白兔记》“从前代史书、讲史话本和诸宫调中吸取营养。”吴秀卿指出,宋元南戏《拜月亭记》取材于关汉卿的元杂剧《拜月亭》并改编而成,“有不少地方承袭了关目甚至语言表现,但由于体制不同,南戏既在体制上多方面打破了杂剧形式的限制,也有不少创新和发挥。”

2.宋元南戏“明改本”的表演形式“怎样改”的研究

前贤在研究宋元南戏或明传奇时,较少学者关注宋元南戏“明改本”的表演形式“怎样改”。徐顺平简要论及“明改本”的少数剧目在吊场、舞台时空、虚拟表演等方面的表演形式,如成化本《白兔记》和《荆钗记》。

张庚、郭汉城以“明改本”世德堂本《拜月亭记》为例,简要指出戏曲时空“在一座空舞台上创造出了各种各样富于变化的空间特征”“这些空间特征又是同人物的心理特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来表现的。”刘晓明以戏剧怎样表现打仗等表现方式为例,阐述“戏剧的形式是如何产生限制并以怎样的方式对限制进行突围的。”指出宋元南戏“明改本”把元杂剧表现战争的“叙述”变为通过“探子”的报告来描述战争。

(三)关于宋元南戏“明改本”“何以如此改”的研究

1.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文化精神分析

伏涤修指出,部分宋元南戏“明改本”或让岳飞蒙冤而死后升仙受封,或让岳飞没有含冤而逝,体现了改编者“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颂忠谴奸的精神诉求,体现了善恶有报的伦理道德追求。”“这些价值特征是中华民族崇尚正义精神的体现,是民族道德评判标准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折射与积淀。”徐卫和认为,岳飞故事的流变从标举纪实到虚构想象,是雅俗文化斗争和融合的结果;岳飞形象因历代文学的重塑,成为中华民族“忠”的代表,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悲剧精神。

2.从改编者的审美追求分析

在具体的“明改本”剧目“何以改”的问题上,前贤多把剧作家分为文人和民间艺人,指出因为文人与民间艺人有不同的审美追求,所以形成了不同的改编风格。俞为民从差异角度研究南戏的变异现象,指出“宋元南戏皆出于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之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文人的参与而分化为民间南戏与文人南戏两大类,两类创作路线在情节内容、语言风格、音律唱腔、流存形式等方面都产生了差异。在文人学士跻身曲坛、创作南戏剧本的同时,民间艺人及下层文人创作南戏也从未中断过,只是由于文人学士不予重视、没有记载而已。”持类似观点者还有田仲一成,他指出在各部“明改本”《拜月亭记》之间,存在雅俗分化的情况。金英淑指出明代《琵琶记》改编本多能适应观众趣味和表演需要。她认为,在《琵琶记》古本系统中“全本和演出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吸收、共同演进的关系。”“在《琵琶记》版本流变史上,一直有文人化和民间演出两种发展趋向。”“明代《琵琶记》的‘选曲本’是文人化趋向的典型代表。”

3.从戏曲文体和传播接受的角度分析

如赵山林论及明代《荆钗记》从全本到折子戏的流变,认为南戏《荆钗记》被明人改为折子戏以后,加速了自身的传播接受。徐文认为,明人改编的传奇《八义记》对南戏《赵氏孤儿记》的改写,反映了改编者和接受者的集体无意识。

(四)明代南曲系统“西厢记”改本研究之回顾

明代南曲系统的“西厢”改本,改编情况较为复杂。它们或深得宋元之际李景云创作的南戏《崔莺莺西厢记》之精髓,或“易北为南”,其嬗变的内容较丰富,值得本文进一步研究,故专辟一节回顾前人对这个领域的研究。

自唐人元禛的小说《会真记》问世以来,“西厢”故事为金人董解元改为《西厢记诸宫调》。元人李景云将其改写为南戏《崔莺莺西厢记》,元人王实甫将其改写为《西厢记》杂剧(简称“王西厢”),明清人将其改写为明清传奇、杂剧。据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中记载,南戏《崔莺莺西厢记》并无完整剧本存世,仅存残曲。现存明代“西厢”改本包括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陆采的《南西厢记》、黄粹吾的《续西厢升仙记》、周公鲁的《锦西厢》和徐奋鹏的《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大多数为传奇改本。20世纪初至80年代,前修时贤开始关注明代《西厢记》改本,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部分明代《西厢记》改编本。孙楷第在《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中简要评述部分明代《西厢记》改本的成就,认为改本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及“王西厢”。20世纪80年代,王季思先生最早为“西厢”的“明改本”翻案,指出其改编问题颇具研究价值,并且简要梳理明代“西厢”改本的版本源流;谭正璧简要论述明代“西厢”改本概况;蒋星煜整理明清戏曲收录的《西厢记》目录,考镜其版本源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蒋星煜、孙崇涛、黄仕忠、黄季鸿、林宗毅、赵春宁、伏涤修、陈旭耀、朱瑞、伍永晋等学者,重新探究明代“西厢”改本的价值,对其展开较为深入的探究:一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如蒋星煜、孙崇涛、俞为民、陈旭耀考辨“西厢”戏文的源流,注重研究南戏和“李西厢”的关系以及“明改本”“西厢”版本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其题材、情节、人物形象的改编。如黄季鸿的论述,涉及明代“西厢记”对《董解元诸宫调》和元杂剧“王西厢”的吸收。朱瑞指出明代“西厢”改本“续书的主题思想受时代的限制多是向封建礼教的回归,然而也有部分续书提出了悲剧观、现实主义等观点”。伍永晋指出明代以后“西厢”主题的变化带来了人物形象的变化,“续书中的主要人物大都出现了异化,如郑恒的美化、张生的丑化、莺莺的弱化与红娘的越位等。”三是研究其音乐形式、体制、诨科的改编。如林宗毅肯定“明改本”“李西厢”在音乐上删繁就简的改编原则和面向演出的改编目的;王胜男指出“李西厢”根据情节和人物来选择曲牌组合方式,比根据宫调联套的元杂剧“王西厢”更为适应戏曲的发展。四是研究其传播接受和表演。如赵春宁、伏涤修等梳理“西厢”“明改本”在场上和案头的传播和接受史,归纳明代“西厢”文人和民间改本、全本和折子戏的改编规律。51

学界从以上几个层面对宋元南戏“明改本”进行了探究,取得的成果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存在的问题

在宋元南戏“明改本”“改什么”、“如何改”和“何以如此改”的问题上,前人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一)关于宋元南戏“明改本”“改什么”的问题

第一,前人多注重对宋元南戏“明改本”在热门剧目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内容、音乐形式、宾白科诨等方面改写的探究,尽管如此,目前仍有研究的空间。

第二,目前学界尚未对现存的“明改本”进行全面的文献整理、考订和文本的比勘工作。部分“明改本”如“四大南戏”的版本繁多,前人著录和源流考镜尚有失误之处。

第三,在研究范围上,前贤大多注重“明改本”热门剧目如《琵琶记》、“四大南戏”的个案研究,而对“明改本”(包括全本戏和折子戏)尚未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二)关于宋元南戏“明改本”“如何改”的问题

“明改本”是明传奇出现前后活跃于剧坛的戏曲。前人已肯定“明改本”是连接宋元南戏和明传奇的重要纽带,亦关注其表演形式的改编、改本之间的差异等问题,然而,对“明改本”从前代戏文、说唱等文学艺术中吸取哪些元素进行改编,其改编成果对明传奇的生成作出哪些贡献,对改本之间的互文现象,尚未进行深入探究。

(三)关于宋元南戏“明改本”“何以如此改”的问题

一方面,前人或注重热门剧目“改什么”的研究,或在个案文本比勘的基础上探析其“怎样改”和“何以如此改”,尚未从整体上系统探究明人对宋元南戏“明改本”“改什么”、“怎样改”和“何以如此改”,进而揭示其改编规律。另一方面,前人多注重宋元南戏“明改本”剧目的目录、版本的考辩和剧本探析,也能从社会生态环境、作者意图、文化精神等方面对改编的原因进行分析,然尚未能将“明改本”“还原”于明代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还原”于剧场交流语境之中,结合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揭示改编或改写者的意图、价值取向和接受者的审美趣味,未能呈现其在明代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风貌及其在戏曲发展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四、解决的办法

我们将宋元南戏“明改本”置于明代文化生态环境之中,“还原”于明代剧场交流语境中,在对“明改本”与宋元旧本进行全面比勘的基础上,探析明人“改什么”、“如何改”和“何以如此改”,揭示其改编规律。

第一,本文从宋元南戏“明改本”剧本比勘入手,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等内容的改动上,具体整理明人对宋元南戏润色、改写、改编和翻改的基本情况,明确明人“改什么”。

第二,在明确了明人“改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如何改”,即具体探究明人从前代文学艺术如史书、南戏、小说、说唱、杂剧、诗词、文赋中吸取哪些营养,又如何融会于宋元南戏的改写、改编之中,分析各历史阶段“明改本”的改编或者改写的特点,并以史为线索,总结其改编或者改写的规律,探讨其改编或者改写的成果对明传奇的生成作出哪些贡献。

第三,在探究“如何改”的基础上,将宋元南戏“明改本”置于其赖以生存的明代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之中,“还原”于明代剧场交流语境中,进一步探讨“何以如此改”。

最后,总结明人改写宋元南戏的经验与教训,探讨这样的改写在戏曲发展史、戏曲传播和接受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王国维.曲录(卷四);宋元戏曲考第十四章暖红室本《拜月亭》之跋;宋元戏曲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16-118.

②徐宏图在《南戏遗存考》中指出后来的学者对明人改编南戏所持的观点。徐宏图.南戏遗存考[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9-10.

③学界在综述南戏研究现状时,多把“明改本”的研究包括在内,参见孙崇涛.中国南戏研究之检讨[J].戏剧艺术,1987,(3).孙崇涛.中国南戏研究之再检讨[J].戏剧艺术,1996,(4).金宁芬.南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1990,(2).徐顺平.南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4).

④钱南扬.戏文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5.

⑤钱南扬.戏文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54.

⑥徐宏图对这个问题持相同看法。参见徐宏图.南戏遗存考[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11.

⑦孙崇涛.成化本《白兔记》艺术形态探索[A].硕士学位论文集戏曲卷[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孙崇涛.南戏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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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孙崇涛在《明人改本戏文通论》中指出:“把将明初两百年的所有南剧作品,都统称‘明人改本戏文’,将这段戏曲历史,称之为‘改本时期’,亦比较符合当时戏曲发展的潮流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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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冠华,女,广东人,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教师。

J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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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125(2016)10-0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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