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西文化论战的思考

2016-11-15 22:34俞丽君
科教导刊 2016年27期
关键词:保守主义

俞丽君

摘 要 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压力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试图在两种文明的比较中为近代中国寻求新的出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并将其与国家的发展变革相联系成为诸多知识分子思考的重点。一战及十月革命后,论战的变化昭示了近代中国的变革有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 文化论战 五四新文化时期 全盘西化 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6.09.076

Abstract Under the pressure of modern Chinas invasion of the west,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has continued to accept. In the Period of May4th Movement and New Cultur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roversy tried to find a new way out for the modern China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civilizations. How to trea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s the focus of many intellectual thinking. After the war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evolution of October, the change of the debate shows that there is a new direction in the reform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cultural debate; the Period of May4th Movement and New Culture;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conservatism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当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时,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理性借鉴外来文化,维持自身的平衡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中西文化论战开始于1915年前后,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揭开五四文化运动的序幕,将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推进到了精神层面。众多知识分子试图在两种文化的比较、鉴别中探寻近代中国的出路。

1 历史的沿袭与断裂

早在晚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领域就兴起了反映中小地主、商人和早期市民阶层反封建要求的“异端”思潮,这种批判是封建正统文化的断裂,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合理转换。遗憾的是,明末清初大规模战争所导致的城市破坏和经济下滑,无法提供中国社会、文化转变的条件。思想上的批判精神得到了沿袭,但是文化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前提的脆弱决定了这一过程的艰难,文化演进上的断裂也隐约昭示了近代中华民族的曲折命运。

鸦片战争后,闭关自守的时代一去不返,东西方开始了更加频繁和深入的接触。中华民族面对的西方文化,不仅是外来文化,存在巨大的地域和民族差别,更是一种高位势的文化,代表着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这对于闭关锁国多年的天朝而言无疑是陌生的。坚船利炮的真实体验让近代中国不得不迈出犹豫、蹒跚的第一步,而每一步的迈出似乎都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有“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屈辱惨败,而有试图追求制度层面革新的戊戌维新。20世纪初,西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了上谕下诏变法,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时期,诏书指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取外国之长,可补中国之短。”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新旧两股力量第一次达成一致。至此学习西方原则上已不是问题,于是有了清政府重新推行的新政。与此同时,民间的追求更加激进。在都市的官绅商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鄙弃正统儒学,醉心西化者不乏其人。这种整体西化的倾向,显示了中国千百年来自我中心意识的崩溃,进一步从主观上确立了全面接触的意向。至此,被动接受外来文化的状态得到根本的改变,人们开始能动地全面学习和了解外部文化。

全面西化的意向至少主观上动摇了本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基盘,引起社会的强烈震动与反弹。反对的异调不仅来自保守阵营,也来自革新阵营中的传统文化派。章太炎等人倡导的国粹主义,用意之一,便是抑制青年学生的西化倾向,维护保持固有传统的精华。但另一方面西化并不一定引发媚外倾向,通过西化达到对世界的认知,必将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近代民族情绪最强的群体,并非卫道士,而是西化色彩浓厚的青年知识者群。与主观解释相反,全盘欧化倾向反映出来的事实是,外来文化传播的量度严重不足。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还局限在少数先进人士,而这些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极不充分,抽象肯定的多,系统具体的知识少。全面西化与其说昭示了文化融变的后果,不如说反映了普遍的渴求。本位文化的动摇为其后的论战创造了前提,而期间暴露的问题也对进一步论战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要求。至此,中国知识界开始了从文化领域全面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历程。

2 文化的比较与取舍

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之后,希望建立像欧美民主国家那样的共和国,实际上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现状却是“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共和梦想的破灭促使新一批的知识分子带着崭新的世界观念登上启蒙救亡的前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的复辟丑剧,激起了新文化主流派激烈的反传统激情,以矫枉过正的姿态全盘摧毁传统文化的中心价值体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起点,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革命、道德革命、人学革命。这一运动弥补了辛亥革命的最大缺陷——思想启蒙。而中西文化论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各自以《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为阵地展开讨论为高潮,将启蒙与传统文化的思考引入了一个更深的层面。

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冲突不在于西方文化上,因为即使是后者的阵地《东方杂志》,亦是民初介绍世界现代政治经济及文化学术思潮的重要刊物,对西方文化的抵拒与否已不是区分二者的标准了,他们的矛盾在于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文化激进主义在批判传统文化的理由是这样阐述的,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指出:“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也强调:运动抨击孔子,并非将矛头指向个别人物,而是试图撼动儒家伦理作为历代王朝所拥有的根基地位,是抨击专制制度的文化灵魂以及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国民思想。儒家伦理作为封建专制文化的轴心,因而成为批判的焦点。

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主要关心的并不是传统的纯洁性,而是如何在外来刺激的深远变革中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一方面并不排斥学习外来文化,一方面则强调不忘本土文化的地位,这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最低纲领。杜亚泉认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应该“一切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撒钱,以吾固有我们为绳索,一以贯之。”章士钊则希望青年在政治、学术和道德方面尽量将二者调和起来,提出“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的观点。

“五四”以后,论战有关西方文化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一战爆发,西方文明暴露了各种问题,动摇了多年来先进知识分子对其优越地位的向往。国外学者诸如罗素、泰戈尔等人,持温和观点重新估价了资本主义文明。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迷茫中的知识分子则找到了新的方向,李大钊口中的“第三种文明”很快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马恩的学说中,恰恰是在激进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框架下明确了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并指出了缔造新社会的力量——无产阶级。在这一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及文化论战,都面临一个大转折。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自欧洲归来,《欧游心影录》的发表彻底破灭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幻想。而倡导民主自由的陈独秀,则将目光由西方转向东方,由资本主义文明转向了苏俄社会主义文明。梁启超的变化带来了中西文化论战的新支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改变则引起新文化运动的大分化,有人永远留着在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有人则义无反顾的承担起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任,为随后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创造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3 批判的理性与反思

中国封建制度存在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在世界历史中是罕见的,这一特点一方面造就了封建文明无与伦比的辉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迟滞。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激进主义恰恰是对传统,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大胆挑战。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叛逆品格,另一方面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亡国灭种的现实,日益积累起来的焦虑情绪的必然结果。文化激进主义将批判和斗争的矛头直指传统文化中的惰性,试图在打破“旧”的同时迎来“新”,特别是西方文明与文物制度的“新”。在新文化的熏陶下铸就中国启蒙时期的时代精神,为社会变革准备充足的思想条件,因而显示出文化变革进程中矫枉过正的历史合理性。在大胆批判传统文化的实践中,文化激进主义把握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在比较两者文化的优劣中,提出借先进的外来文化变革中国社会的命题,也因此将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步伐推进至思想文化领域。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强烈的现实主义和现代化的激情中,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化变成了单一的趋向,即只存在由传统向现代,由东方向西方的一元进化,传统文化在变革的浪潮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联系被生硬的割裂。面对这一现象,文化保守主义则为救亡背景灼热下的西化思想注入一针清凉剂,学习西方却不忘东方的态度为随后客观理性的看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提供了可能性。文化保守主义的最大时代价值并不在于其观念本身,在全盘西化的激情中,特别是伴随一战和十月革命的时代背景变迁,保守主义的一再发声促使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特别是对两种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估,从而使中国近代“民族文化反省”的思潮得以深入一步。

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中国的现代化决不等于“全盘西化”,而是与西化有密切关系。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由拒斥到接受,由局部到全面的变化,只能显示全面接触的必要性,而不能证明全盘变异的必然性。全盘西化观彻底反驳有限接触论,却将全面变异视为实现目标。不少人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从各方面论证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及其与现代文明的不适应性,吸收外来文化的努力转变成用外部文化取代本位文化的尝试。历史的经验表明:反传统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落后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共同选择。对于有着深厚封建影响的近代中国而言,不批判“旧”就很难迎来“新”。但无论哪个历史时期的改革,作为思想遗产的传统文化都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抛弃。

参考文献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355.

[2] 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57.

[3]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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