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藏“艳榜”

左远波

故宫博物院内收藏着几幅标注“状元”“榜眼”字样的年轻女子照片。若按现在的审美标准，她们虽然不一定都能被称作美人，却也相貌端庄，衣着时尚，颇有几分明星“范儿”。读相关材料，得知她们都是清朝末年上海《游戏报》选出的“艳榜”名妓。这些照片如何能够进入宫中，并最终成为故宫藏品，给人们留下了不少想象空间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晚清的世态风俗。

何为“艳榜”？它与科举是否存在关联？故宫收藏的照片又出自何处？笔者通过对现有史料的梳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相应的解读。

一、妓女与科举

始自隋朝大业三年（607）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前后存在1300多年。而妓女与科举，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话题，也始终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

从唐代开始，参加科举考试成了读书人求取功名的主要途径。士子一旦高中进士，便开启了锦绣前程，需要一定排场进行庆祝，向钟情的妓女写诗炫耀才华更被视为雅事；而对于科考失意的士子而言，无奈之下，美酒佳人也是抚慰他们落榜失意的一剂良方，正可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于是妓家自然把进士作为首选的顾客，并按其审美品位塑造妓女，最大限度地迎合这种社会需求。唐代妓家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民间的“平康”“北里”之“乐户”，主要面向社会，服务于一般官吏、士人等群体；二是官办的“教坊”之“伎女”，主要服务于宫廷、官府，有时也赴朝官、士子在酒楼或家中的宴会。

狎妓冶游已是唐代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妓家俨然成为文化人的休闲娱乐场所。妓女时髦的妆束，轻盈的舞姿，动人的歌喉，不俗的谈吐，都对士子们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到了明代，南京的妓院甚至与科举考试的贡院对门而居，仅隔一条秦淮河。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妓女”这一称谓，概念要比今天宽泛得多。她们并非专指从事皮肉生意的女性群体，其他歌伎舞女、侑酒陪席，只出卖色艺而不卖身者，也通称为妓女。高级妓女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如明末柳如是、董小宛等“秦淮八艳”，堪称色艺双绝，出污泥而不染。她们大多出身名门，或因家道中落，或因官府陷狱，而沦落风尘。“八艳”都是卖艺不卖身，因此人们多以歌伎、舞伎、诗伎、画伎等称之，而无一人被直呼为“妓女”。所谓文人狎妓，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其目的主要不在肉欲，而是结交红颜知己，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

清代咸丰以后，海禁大开，传统的士妓关系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逐渐世俗化。但晚清江南地区的高等妓女，仍然延续着古代娼优一体——“女乐”的传统，提供有妓女应酬的娱乐，诸如歌舞弹唱、设宴侑酒、打茶围之类。在“清末妓女出堂会”的照片中，由于当时轿子、汽车等交通工具尚未流行，所以，上海的小脚妓女出堂会时由龟奴扛在肩上出行，从而成为当年沪上奇景之一。

更有落第士子、“花丛雅士”写花史、开花榜，乐此不疲地游走于名花之间。所谓“花榜”，就是在妓女中选美。花榜由来已久，早在宋代即已出现妓女间的评选活动。但将“状元”“榜眼”“探花”等科举名次移植于花榜，用以称呼胜选的妓女，则似乎始于明代中晚期。清代正式花榜活动的举办，则始于顺治年间。清代晚期，花榜选美之风日盛。同治年间一名自称“刚斋主人”者，在上海评选李巧玲为花榜状元，引起轰动；光绪七年（1881）开出二次花榜，由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王韬主持。此后，上海几乎每年都举行此类活动。这些花榜都由文人出面谋划，评选结果也只在“文化圈”内流传。

二、《游戏报》的艳榜三绝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游戏报》主笔李伯元首度将花榜评选公开化、体制化，陆续在报纸上推出“艳榜三科”，成为影响广泛的沪上盛事。所谓“艳榜三科”，就是妓女海选的三个名目——花榜、武榜和叶榜。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游戏主人等，江苏常州人，生于世宦之家，祖父、父亲及伯父均出身科第。他本人虽少年时就考取秀才，名列第一，但始终未中举人。伯元多才多艺，擅制艺、诗赋，工绘画、篆刻，懂金石、考据，有十多种著述传世。其中以《官场现形记》最为著名，堪称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之作。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伯元创办并主编《指南报》，以此揭露时弊，劝善惩恶。次年，他又自力创办《游戏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份文艺小报，宗旨是“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该报创办伊始，就十分重视有关青楼的讨论和报道，俨然上海“花界”的专业报纸。其中最引起轰动的，就是在社会上公开进行花榜选举。伯元本人也因此获得“风月总持”“骚坛盟主”“花界提调”等雅号。

《游戏报》自创办到宣统二年（1910）停刊，14年间各种名目的花选，次数尚难统计。其中以首次举办的光绪丁酉（1897）夏季花榜材料最翔，从中可以勾勒出大致面貌。

（一）花榜选举经过

《游戏报》创刊后，即以开花榜为首事，在报上刊登《游戏主人告白》。具体评选规则：仿照西方民主选举的办法，以“荐函”多寡即选票数量决定选举结果。民主制度进入中国，竟开始于妓女选美，不能不说是一种嘲讽与悲哀。不过这个办法却很奏效，花榜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报纸销量随之大增。主办者的最初构想是每年开四次花榜，但事实上，其后各种名目的花选每年至多不会超过两次。

评选大致分三个步骤：征求荐函、选票统计和公布结果。荐函即对应选妓女的推荐信，主要内容包括被举荐者的姓名、住址，对其身材、容貌、品行和应对举止的描述以及推荐理由等。举荐人不再局限于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而是扩展到一般的冶游客，即便是市井小民也一律平等，不会因为身份不同而影响结果。

当时的上海妓女分为许多种类和等级，大致有书寓、长三、幺二以及最下层的台基、野鸡、花烟间、钉棚、咸水妹、淌白、拆白党等等。花榜选举的对象，属于“书寓”“长三”等高级妓女。她们虽不以皮肉生涯为业，但也时常闹出一些“姘戏子、马夫”之类的风闻，使得同辈中的自视清高者不齿与之为伍。丁酉花榜评选时，就有一名叫金宝仙的妓女，要求删掉自己的名字。

为了尽量统一选美标准，报上又登出“花榜格”（花榜选举标准）三条即尚品：不随俗，不傲物；征色：修短得中，秾纤合度；角艺：通翰墨，善酬应，妙诙谐，晓音律，解词曲，能饮酒。

（二）花榜开榜

花榜持续受到关注，其间虽频生枝节，但一切都在有序进行中。或许是报纸有意为之，原定于六月的开榜日期，被延至七月初七“女儿节”。这天，《游戏报》正式发布《春江丁酉夏季花榜》：推出一甲（即状元、榜眼、探花）张四宝等3人、二甲蔡新宝等30人、三甲金丽卿等107人，以上共140人。姓名后均附有住址、评语。从籍贯上看，名列前茅的状元、榜眼、探花全部被姑苏人所包揽。而“二甲”第二名，便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羞与“姘戏子、马夫”者为伍的金宝仙。这次花榜，状元张四宝仅得9票（荐函），榜眼金小宝、探花祝如椿则各得7票，可见还是看热闹的多，投票者少。

高中花榜者虽然不能做官，也没什么奖品，但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发榜之时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和评语，冶游者可“按图索骥”，名次靠前者此后自然也就生意兴隆了。因此妓女皆将花榜视为要事。上榜的妓女，除了生意从此更加红火外，有的也因此有了比较完美的归宿。如状元张四宝在揭榜不久就嫁给了一位道员，榜眼金小宝后来则与留学东瀛的名士陆达权结婚。

在花榜揭晓之日，《游戏报》仅上海一地就初印5000份，不到中午便被抢购一空，于是又加印3000份，总计达8000份。而当时上海资格最老的《申报》发行量也不过7000份左右。此外，揭榜后相关出版物也随时跟进，如选辑于花榜序言、题咏、诗跋和小传而成的《淞滨群芳录》《春江花史》等，再次让主办者赚得盆满钵满。

（三）武榜

《游戏报》所开花榜，相当于科举考试中的“文榜”。此后不久，李伯元又套用武科举之名，开设“武榜”，又称“艺榜”。武榜并非比试武功、武艺，而是“仿京城梨园前例”在艺妓中评选技艺出色者。武榜仍沿文榜之例，分为三甲。丁酉年（1897）武榜选定一甲3人：状元王秀兰、榜眼金小卿、探花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17人，三甲王蔼卿等18人。

（四）叶榜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四月，《游戏报》更是别出新裁，推出以高级妓女之侍女为评选对象的叶榜。意思是说妓女为“花”，侍女是“叶”，好花还须绿叶衬。叶榜俗称“大姐花榜”。这年评出一甲3人：状元，同庆里姚宝云侍女阿三；榜眼，普庆里谢新卿侍女妹妹；探花，兆贵里金秀英侍女阿毛。此外，还有二甲兆贵里胡玉卿、薛宝钗等35人，三甲百花里洪雪香侍女阿宝等100人。此外，尚有“花选”“四大金刚”之说。《游戏报》做足了妓女的文章。

“四大金刚”是清末上海四大名妓——陆兰芬、林黛玉、金小宝和张书玉的雅号。当时，上海张园主体建筑安垲地洋房设有茶寮。每日黄昏，游人纷至，青楼名妓各显身手。其中陆兰芬、林黛玉、金小宝、张书玉四人，就常常一起在进门处的圆桌上煮茶，每人分占一席，犹如寺庙中的四金刚镇守山门，堪称茶寮一景，被《游戏报》戏称为“四大金刚”。

三、故宫所藏的艳榜照片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五幅艳榜照片中的妓女，其身份无疑也属于不同年份的艳榜名妓。那么，她们是否也是《游戏报》所选出呢？笔者依据史料线索，分别对其进行简要考察。

（一）“戊戌春榜状元”林绛雪

在现存《游戏报》资料中，有关林绛雪的记述相对较多。她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秋季花榜的状元，也是次年春季“花选”的第二名“牡丹”。

从照片上看，林绛雪长得并不算美，目光也略显呆滞，她为什么会拔得头筹？有评论说她品行“平正通达”。可知所谓“艳榜”并非完全出于猎艳，人品因素也需要考量。

从戊戌花榜开始，报馆还随报附送名花照片，成了花榜的又一亮点。《游戏报》与耀华照相馆合作，将花榜中名列前茅的“名花小照”，每人拍印一万张，定期贴于报纸，每日附送。后因报纸过多，照片粘贴不及，索性要求读者另掏腰包。当时每份报纸售价铜钱7文，如果想要照片，则需另外支付23文。照片售价是报纸的3倍还多。光绪戊戌年（1898）八月十五中秋节，为附送照片首日，林绛雪的万幅小照到次日中午便售卖一空，为此“特嘱耀华照相号仍照前式小照，连夜又拍印数千张”，并叮嘱售报人“不得私行加价”。这一独特售卖方式，不仅使报纸销量大增，而且增加了一笔可观的照片收入。同时，《游戏报》与耀华照相馆的合作，也开启了一种双赢的商业模式：报馆节省了拍印成本，照相馆则在报纸上作了一次成功的广告。而名妓照片的大量复制，也使她们被视为社会明星而受到追捧。

故宫收藏的这幅林绛雪照片，或许就是当时拍印的一万数千幅小照之一。只是戊戌花榜开榜于当年七月，而照片下面的标注文字却是“戊戌春榜状元”。这里的“春榜”，似为“夏榜”之误。

此外，林绛雪还是花选中的“牡丹”。《游戏报》除花榜、武榜之外，还定期举办花选。所谓“花选”，就是按十二月令选出12名妓女（遇闰月多取1人），再结合每人的姿态、性格，每月令各司一花。其中，以“梅花”为魁，“牡丹”次之。评选过程与花榜相似，也是先在报上刊登告白并征求荐函。

从光绪己亥年（1899）开始，花选固定于阴历二月十二日“花朝节”举行，名曰“蕊宫花选”。己亥蕊宫花选的评选结果是：梅花林宝珠、牡丹林绛雪、兰花谢倩云、梨花金如玉、榴花范彩霞、荷花花云兰、海棠沈韵珊、桂花李媛媛、菊花郑菊香、芙蓉洪漱芳、山茶林萼梅、水仙高巧云。林绛雪连续两年拔得花榜状元和花选牡丹，也算《游戏报》开花榜后的一段佳话。

（二）“戊戌榜眼”李媛媛

己亥蕊宫花选，林绛雪为“牡丹”，李媛媛则夺得第八——“桂花”。除此之外，目前尚未发现其他材料记述其人其事。照片标注她为“戊戌榜眼”，但戊戌花榜的一甲三人却是林绛雪、花丽娟和沈二宝。若非标注有误，推测此人很可能是戊戌年（1898）武榜的榜眼。笔者在清末明信片中，发现一幅她的《白水滩》剧照，也可作为此人曾登“武榜”的旁证。

（三）“庚子夏榜状元”小顾兰荪

光绪庚子年（1900），《游戏报》曾在上海、杭州开过两次花榜，但其过程、人物不详。这张照片标注“庚子夏榜状元小顾兰荪”，推测此人可能为其中一次的头魁。此外，庚子年亦曾举办花选，并将相关材料汇集成册，出版了《庚子蕊宫花选》一书。从中可以看到，小顾兰荪名列第四，夺得“梨花”。

（四）“庚子曲榜状元”小林宝珠

现存的《游戏报》资料，尚未找到此人之名。《清稗类钞》则有《小林宝珠之荣哀》一节，从中可以略见其身世：小林宝珠，沪妓也。貌不甚扬，以歌胜，客趋之若鹜。侍酒之局，日以百计，每至即歌，歌已即去……光绪壬寅年（1902）夏，染时疫，暴亡。临危，犹高歌《目莲救母》一折……”小林宝珠以歌取胜，当然有机会荣登武榜。照片标注“庚子曲榜状元”，可知武榜又称“曲榜”。至于说她“貌不甚扬”，从照片上看，评价似不为过。

（五）沈丽娟与“劫余花榜状元”花兰芳

这是一幅二人合影，右立者为沈丽娟，左坐者则是“劫余花榜状元”花兰芳。二人或均为名妓，或为名妓与侍女，身份判断应无问题。那么，何谓“劫余”？《游戏报》曾刊登了一则《拟订津门劫余花选启》，虽然在残存的报纸中无法找到事情的下文，但却基本可以肯定，庚子年（1900）曾为南渡避难的天津妓女举行花榜、花选。再根据照片标注推测，“劫余花榜”头魁就是花兰芳。

庚子年（1900）后，李伯元停开花榜，其他报纸又纷纷跟进。如：1901年的《春江花月报》、1902年的《娱闲日报》和《花天日报》、1903年的《花世界报》以及《闲情报》《娱言报》《乘风报》等。而1900年之前开花榜的报纸，《游戏报》可谓独此一家。据此可以判断，这几幅照片均源自《游戏报》的“艳榜”。

四、京城也曾开花榜

《游戏报》花榜开风气之先，引起其他小报纷纷效仿。到了民国时期，这种选举也开始“与时俱进”，原来的状元、榜眼、探花，甚至演变为“香国大总统”“花国副总统”和“花务总理”等雅号。花榜之风，也波及京城。

清朝晚期以前，北京的妓院虽然明暗杂陈，但由于上层社会禁止狎妓，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青楼。咸丰以后，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日午后，香车络绎，游客如云。

光绪戊戌、己亥年间（1898—1899），始有上海妓女进京设立妓馆，亦名“书寓”，名妓赛金花就是早期的“淘金者”之一。但那时的南方妓女不仅人数不多，而且经营也不公开，仍然属于暗娼。庚子年（1900）后京师创设警察，规定内城妓院一律迁到外城，并给照收税，准许公开营业。当时，京师妓馆分为三等，分别称“小班”“茶室”和“下处”。“茶室以下，非上流人所往”。其中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多集中于前门外的八条胡同内，故有“八大胡同”之称，并于民国早期发展到鼎盛。此外，还有南、北之别：“北帮”，是指京津等地北方妓女；“南帮”即南方妓女，而且几乎全部自称“苏州人”。清末南帮居于优势，经营模式多移植于上海的“长三”妓院。

一等小班又称“清吟小班”，妓女原籍多为苏州、扬州或杭州，擅长笙管丝弦，有的还会水墨丹青书法，甚至略谙诗词。清末名妓李萍香工诗画，被人称作“诗妓”。小班的营业场所多为整齐的四合院，少数为中式洋楼。院两旁各悬方形铜饰件镂空玻璃油灯一盏。使用电灯后，门上端有乳白色的电灯数盏，灯上用红漆书写小班字号。门框左右各挂一块长方形铜牌，上端用黑漆横写“一等”二字，下面再竖写“清吟小班”四字。上门坎还挂有红绿彩绸，垂向两边。

妓女居室多为三至五间，占房多寡按其声名而定，个别名妓甚至独占一所跨院。居室内的陈设也较华丽，设有长条餐桌、方（牌）桌、梳妆台、靠背椅、座钟、挂钟、铜床（或铁木床）、绣花幔帐、丝缎衾枕、衣架、盆架、茶具等。室内多悬挂妓女本人大幅着色照片，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及书画挂屏等。

二等茶室的设施与小班基本相同，只是规模和点缀稍逊。与小班的主要区别在于妓女本身，如年龄、姿色、身材、装饰等。如果妓女年事已大，就会移至下一等的妓院，如一等小班转入二等茶室，再老则沦入三四等。

妓女作为特殊群体，其生活方式当然不同于一般民众。尤其是部分高级妓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作“有闲”阶层，读书、看报也是她们的日常生活之一。无独有偶，笔者发现故宫收藏的一幅女子读报的照片，无论人物神态、坐姿、发式、衣着，还是里面的布景陈设，都与普通女子有别，而与妓女形象相似。再仔细观察她手中的报纸，可以发现上面的“群强报”字样。《群强报》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1936年停刊，主要面向京城小市民。据此推断，这名女子很可能就是民国早期的京城高级妓女。照片的拍摄目的不排除报纸利用“明星效应”，为自己做广告宣传。

有关清末京城曾开花榜的史料，目前本人所见甚少，《清稗类钞》算是一例：“就会试而言，则有状元、榜眼、探花诸名目。而京朝士大夫既醉心于科举，随时随地，悉由此念，流露于不自觉。于是评骘花事，亦以状元、榜眼、探花等名词甲乙之，谓之花榜。”除此之外，光绪二十五年（1899），《游戏报》曾刊登一则《状元行贿》的新闻，报道这年京师亦开花榜，其“状元”小平果向主办者行贿数百两。由此观之，清末京城花榜当为事实。

到了1913年，北京《民主报》为八大胡同花界举办了一次选秀活动。这是民国成立后的首次妓女选举，为凸现民国新风，举办者决定不再沿袭前清旧制称胜出者为“状元、榜眼、探花”，而是仿照西方教育制度，改称为“博士、学士”并“分别赠以徽章，以作证书”。但标准仍沿袭惯例，分才、情、色、艺四科，每科评出“博士”一名，“学士”若干。

五、宫藏妓女照片来源分析

《游戏报》将传统的妓女选举变换出不同的花样，满足了都市人的娱乐心理，并由此获得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但对于李伯元这位风流才子而言，逐利绝非唯一目的。他是在以其特有的诙谐调侃，借事寓言，进而唤醒痴愚。将进士等第与科举头衔，移植于妓女选美，本身就是借助科举的外壳，嘲弄“神圣”的科举。李伯元支持戊戌变法，与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关系密切，并不时放言无忌，表达对国事的悲愤之情。甚至还有“西宫巍峨以压日”等过激言辞，矛头直指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报上的一则《词林笑柄》，可谓“骂人不吐核儿”，将科举出身的腐儒讽刺得淋漓尽致，堪称一段妓女版的“科场现形记”。

李伯元主持评选的艳榜人物照片，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地进入宫中？对此，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史料之前，我们不妨试做几种可能性的推测。

（一）推测一：朝廷关注李伯元其人

李伯元不仅是位游走于政治漩涡边缘的职业报人，而且名列晚清四大小说家之首。尤其是他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以晚清官场为发难对象，集中描写了官场中的种种腐败与黑暗，堪称清末官僚的百丑图。小说发表后，很快便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李伯元的活动可能也曾引起朝廷关注，并为此搜集他的相关材料，这些照片便由此进入宫中，并被有意或无意地收藏。

（二）推测二：妓女引领潮流

上海是开埠最早的城市，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妓女以其独特的身份与经历，容易突破陈规束缚，成为新事物的早期接受者和推介者。她们开风气之先，尤其在服饰穿着和行为举止上引领潮流。高级妓女的装束打扮，在当时被视为时髦的代表，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成为寻常妇女模仿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出于欣赏时尚或“整肃风化”，这些照片也进入宫中。

（三）推测三：满足娱乐需求

清末的上海堪称东方娱乐中心，在传统戏剧方面，也居于同北京相抗衡的地位。《游戏报》在大量刊载妓院、妓女消息的同时，对梨园、优伶也不乏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娼、优同属“文艺工作者”，名妓、名伶都具有社会明星的地位。慈禧太后欣赏的谭鑫培、朱素云等演员也经常赴沪演出，在社会上受到热烈追捧。宫中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听戏，并收藏有大量京剧、昆剧的剧照。由此推之，同时搜集少量名妓照片，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在尚未发现确切的史料依据之前，这些推测都不能成为定论。但无论来源如何，这些妓女照片能够进入宫中，并最终成为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已给人们留下了不少想象空间。它们虽然只鳞片爪，亦可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晚清的世态风俗。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