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的女权意识的恶性演化

王继东　张彦杰

由大卫·芬奇执导的美国影片《消失的爱人》（改编自美国女作家吉莉安·弗琳的同名小说），表面看去似乎是在讲述一对平凡夫妻的生活，而且在《消失的爱人》的前60分钟里，导演呈现给观众的就是一场平庸的爱情生活：尼克和艾米在糖霜飘洒的秋夜相遇，一个标记性的亲吻点燃了爱情，浪漫的求婚之后是渐渐平淡的生活和步步逼来的经济压力，最后直至夫妻间情感麻木和相互攻击。可是，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导演将叙述线索一转，陡然展现出一个疯狂而血腥的两性智力游戏：受过高等教育的、外貌似女神、内心如女神经的艾米用她的高智商导演一场覆盖全美国的“神奇艾米失踪（含谋杀的可能）事件”，意欲将自己的丈夫尼克置于死地。当丈夫尼克在这场骗局中从手脚无措到企图扭转败局、再到被动接受艾米制造出来的一切时，影片里所要呈现的话语彻底改变了，变成了一个无限膨胀、近乎失控的女权意识的所演绎的恶性事例。

一、 艾米“女权意识”的养成基础

应当说，无论是《消失的爱人》原作者吉莉安·弗琳，还是她塑造的“美国甜心”艾米都不能称之为“女权主义者”。21世纪的美国社会是女权运动成效斐然的时代，当代女性享受着同男性一样的政治、教育、就业、交际、婚姻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因此，艾米自小就在一种宽松的氛围里成长，她天生丽质，智力超群，对于二元对立式的性别霸权，以及歧视女性、甚至使女性丧失个人话语的旧式婚姻，艾米没有任何感受，更无需为自己的性别而抗争什么。但艾米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家庭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女性，艾米的父母是美国著名的童书作家，他们以艾米为原型创造了一个影响全美的“神奇艾米”形象，使艾米被动地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真人秀。在这场长达20多年的“艾米成长记”里，艾米父母一直在嫁接着、更改着艾米的个性与成长，人为地创造出种种神奇：比如真实的艾米刚刚学大提琴，父母书中的“神奇艾米”却很快成为优秀的提琴手；真实的艾米不过是足球爱好者，书中的“神奇艾米”却成了大学足球队的主力。父母刻意地把“普通的、不完美的、真实的艾米”塑造成了“全能天才的、完美的、聪明的、了不起的”美国小甜心，丝毫不顾忌艾米“一如既往地妒嫉心”，让艾米长期生活在“神奇艾米”所形成的心理阴影里中。[1]在跟随父母出入各种社交圈子，通过对自我的真实爆料而让公众得到更多乐趣的生活里，艾米是不快乐的，也是无法摆脱的。影片里艾米父亲要求艾米参加记者与博主的采访时，艾米表现出的不情愿，也许就是艾米自幼年时就一直存在的心结。所以，当尼克说出“父母剽窃了你的童年”，而艾米则认为：“他们升华了我的童年，然后兜售给读者。”总之，这种成长历程使艾米的正常成长受到挤压，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极强自我表现的欲望。

虽然艾米是被动地处于这种境地，但客观上却因为在艾米的每一个成长期都受到公众仰视，也养成了艾米处处要控制事态、每时每刻都要占据人生制高点的强悍个性。因为身为女性，又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墙上挂有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和耶鲁大学心理学硕士的证书）的高智商女性，靠着严密的逻辑思维和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行为设计能力，再加上艾米对法律条款的熟悉和对公众心理的准确把握，艾米曾成功地设计过陷害第二任男友的“强奸事件”，这一设计让她熟知了法律对女性的偏袒，更让她在心理上成长为“神奇艾米”。在5年的婚姻里，艾米虽然从纽约来到偏远的密苏里州，却坚持用每年一次的寻宝游戏作为结婚纪念，让艾米有机会展示她“神奇”的一面。[2]这一系列的成长经历最终汇合成了艾米的“女权意识核心”，即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体化色彩、甚至是女性强权化色彩的女性个体意识。影片里的艾米拥有家庭的经济权和财产权，她又想得到婚姻里的制高权，这种制高权不受物质利益的支配，也不存在着反抗与压迫的问题，它完全是一种女性支配下的智力竞争，谁更强悍，谁更有主动权，谁就是这场争斗中的赢家。因此，“强权”就成了艾米最外化的个性行为语言。

二、 艾米“女权意识”的实施技巧

随着现代技术力量和商贸活动的比重在生活里的增加，体力劳动的价值大大降低，文化水准与智商的高低成了人类在现代社会角逐的主要元素，当社会进入拼智商而不是拼体力的时代之后，男女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女子凭借着过人的智商完全可以超越男性。而在法律的条款之下，男性虽然与女性一样面对着生活的压力（有时男性的压力也许更大些），面对着一样的心理困境和无助的境地，但法律仍然本着保护弱势群体的原则，给女性以更大的关怀和同情，这就为《消失的爱人》中的艾米提供了女权扩张的法律空间。

应当说，艾米为自己设计的“失踪事件”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完美，每一个细节都显示出艾米过人的智慧和对“女权意识”的运用：她瞒着丈夫和女邻居交往，向她透露一些“丈夫的暴脾气”而得到了很多的同情；她智取到孕妇的尿液，为自己争取到怀孕的证明；她故意在日记里写下尼克与艾米的许多故事，也留下了许多疑点，然后又把日记本烧成半焦状留给警方去发现，还在丈夫的办公室里挂上红内裤暗示着丈夫的外遇。这一系列的精心设计把艾米定位于孕妇、家暴承受者的弱者地位，也把尼克有力地推向与背叛婚姻、虐待怀孕的妻子、最终谋杀了怀孕的妻子的恶棍形象上。而公众因为对“神奇艾米”的喜爱、对孕妇的同情、对婚外情的憎恶所爆发的巨大的舆论能量，应当也是艾米早就预料到的。按照当下公众舆论的惯性，女性案件更容易引起社会注意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当失踪者是一位孕妇和公众人物时，公众对其的同情度会大大提升，法律对其的保护力度也会加大。在艾米精心营造的氛围的推动之下，艾米对丈夫尼克的复仇计划出人意料的成功，丈夫不但被艾米的设计逼入了牢狱，而且连他的家人也受到了公众的指责。这场智力游戏不但让艾米找回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也让公众见识了当代女性智力的高度。所以当电影结束时，尼克在妻子给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时被吓出一身冷汗时，观众不禁会想到：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否很大程度上，仅仅因为艾米是一位女性？

抢劫事件的出现是艾米设计中的一个意外，也是电影情节发展中的高潮，这个意外足以将艾米推向绝境，也对艾米的智商提出了更大的考验。正当观众们猜测着影片下一步的走向时，艾米做出了惊人之举：投向富裕的、潇洒的、热恋她的男性德西的怀抱，以得到片刻的安宁与喘息。此时，艾米完全可以接受德西的建议，出走希腊，匿名国外，在国外继续关注这场“失踪事件”的结局。但就在这时，尼克也在律师的指点下开始了反转命运的举措，尼克的一场足以让全美国的女性“恨不得把眼珠挖出来给他”的动人表白，顷刻之间反败为胜，拉回了公众的同情和认可。从艾米此时有些惊慌失措的表情中可以得知，她显然已预感到这场精心策划的“失踪事件”正朝着她所不愿意看到的反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在这场智力竞争中，尼克有可能占据上风。艾米强悍的个性使她决不肯输给这个软弱呆瓜的尼克，在年复一年的结婚纪念日寻宝游戏里，艾米永远是谜局的布设者，尼克总是被动配合者，这在客观上也促成了艾米对自己智力的自信和对丈夫的蔑视，而最终的这场出现在结婚5周年里的“失踪与谋杀”的设计，其实就是这对夫妻传统式的寻宝游戏的一次升华，也是艾米将自己平庸的生活升华为一场伟大戏剧的设计。所以艾米坚信自己有能力挽回败局，赢得这场智力争斗。于是，当观众发出“为什么艾米不和德西一起生活”的疑问时，导演的回答是：艾米想要的是智力上的胜利，而不是物质上的享乐。基于这种“女性强权”心理的支配，痴情的德西成了艾米的刀下之鬼，也成了艾米扭转局面的有力的砝码。艾米再次利用法律和公众对女性受害者的同情与关怀，将自己装扮成一个从性恶魔的拘禁与伤害中逃脱出来的“神奇艾米”，如得胜的斗士般带着满身血迹回到了尼克的家中。

三、 处于膨胀的“女权意识”之下的两性关系的困惑

在自然界里，两性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女性有女性的价值观，男性有男性的价值观，所谓女权主义的胜利，原是指女性处于弱势群体的情况下受到更多的照顾，给女性以与男性平等的生活权利。当女性已经拥有这些平等的权利之后，面对日益膨胀的女权意识，两性之间的关系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正是《消失的爱人》中想要探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独立见解而又最有争议的精神分析学家法康所提出的“大它”理论，被称之为新时代的“弗罗伊德”，“大它”是一个位于象征界秩序的结构性的配置，人人都试图达到它，以摆脱在“自我”与“它者”之间的分离，这样“大它”这一配置产生并维持了一个永不消失的缺口，拉康称之为“欲求”。从拉康的“大它”角度看，相爱的人之间有一种根本的错位，一方从另一方那里看到的不过是对方根本不拥有的幻象，这种根本的错位，使得两个主体在爱的结构中不可能真正地相遇，也使得他们对对方的估价存在着巨大的误区。[3]在《消失的爱人》中，艾米在最初的相遇中把尼克看成了一个英俊的、幽默的有为青年，而婚后的生活里她感受到的尼克却是一个没有生存能力、对妻子冷漠又负心的贫穷的“花花公子”，这种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形成婚姻的巨大裂隙，特别是对于心理上已成为“神奇艾米”的艾米来说，她无法忍受这种不完美和背叛，而对丈夫产生了毁灭性报复的愿望。拥有心理学硕士的知识资源的艾米轻易地把一个原本就散漫、没有多少主见的丈夫套入计谋之中，她可以得意洋洋地在酒吧里观看尼克被主持人诘问尴尬，使自己膨胀的女权意识得到实现。在影片的最后，夫妇俩人实际已经异床异梦，但仍选择以美满的形象示人，出双入对地出现在媒体面前，这是一个残忍而极端的结局，也让人看到了两性争斗中的女性的胜利与男性的困境。

因此，在未来的两性关系中，谁是需要保护和维权的弱势群体，就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男女两性的关系，也将会受到更多元素（经济的、智力的、教育的、工作性质的、体质相貌上的）的影响而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态势。如在《消失的爱人》中，妻子艾米经过一番曲折又帮丈夫尼克找回了正面形象，也帮他摆脱了债务危机，重新过上了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艾米显然就是这个家庭里的“强者”。于是，影片也走向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场闹剧是不是对女权运动的反讽？男性在这种“女性强权”之下的该持何种态度？利用谎言与伪装维持的两性关系符合人性吗？这种非正常的心智是否应当成为新女性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吉莉安·弗琳.消失的爱人[M].胡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9.

[2]兰甲甲.《消失的爱人》电影叙事学分析[J].电影评介，2015（3）：25.

[3]（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