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成普
糖尿病的生物社会性
余成普①
在医学人类学领域,有关人类健康的讨论常常围绕生物社会理论展开。在承认疾病生物基础的同时,力图分析社会文化变迁、社会结构与主体性之影响。已有研究从生物学、涵化和社会苦难的角度探讨了糖尿病的起源,其解释力局限在比较单一的生物范畴和社会制度范畴之内。相比之下,通过患者叙述升华的患病经历视角,可以同时审视糖尿病的生物性、社会性和个体的主体性,因而可以将生物、社会及个体的互动作为辩证关系剖析。对糖尿病的生物性、社会性及患者的主体性逐层剥离又互相纠缠的分析路径,较好地呈现了糖尿病的发生机制和解释模式,也说明了医学人类学生物、社会、主体之三位一体整体路径的研究优势。
基因;涵化;社会苦难;患病经历;2型糖尿病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地区)的原住民易受到糖尿病的侵害。比如,糖尿病在北美总患病率为3%到8%左右,但印第安人分支的比马族(Pima)和哈瓦苏派部落(Havasupai)的糖尿病患病率接近50%。*D.C.Benyshek,J.F.Martin & C.S.Johnston,“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Type 2 Diabetes Epidemic Among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 Policy”,Medical Anthropology,vol.20,no.1,2001,p.42.有鉴于原住民不成比例地被糖尿病所困扰,一些学者在分析殖民主义统治、人口贫困、社会不平等因素之后断言,糖尿病不可能单独植根于病理学和个人责任之中,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社会苦难的产物。*E.Mendenhall,R.A.Seligman,A.Fernandez,et al.,“Speaking through Diabetes:Rethinking the Significance of Lay Discourses on Diabetes”,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vol.24,no.2,2010.
反观历史,糖尿病作为疾病名称的提出不过300年历史,但类似症状早在公元前1550年就有记载。考古学家在埃及法老王雅赫摩斯一世时期的墓群里发现一张莎草纸抄本,里面记载了一种“多尿”贵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