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浅的“新时代”，“朴氏外交”因何三鼓而竭

刘怡

雄心勃勃的“朴氏外交”，意在以对朝、对华、对日政策的三相变更支撑起东北亚一体化框架，塑造韩国作为中介者的角色。但目标与资源之间的不对等使这一路线举步维艰，最终迅速丧失战略空间。

2016年深秋韩国的这场政治风波，直接诱因虽系发端于朴槿惠的“亲信门”，但和首尔当局日益丧失空间的外交处境同样不无关联。执意部署“萨德”（THAAD）反导系统的决定引发了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全面反制措施，结果不仅抵消了过去4年间朴槿惠为塑造对美、对华“等距离外交”做出的努力，还使首尔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出现了补偿性回升。但“萨德”直接针对的朝鲜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所受的冲击却并不明显：代价不菲的制裁措施对金正恩政权造成的实际冲击低于预期，核试验和中程导弹试射的间隔期反而出现一而再再而三的缩短，韩国对其北邻的直接影响力已经滑落至最近20年的最低谷。对日关系方面，2015年底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双边协议以及《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谈判的重启显然更有利于安倍晋三巩固其长期执政，在韩国民间引发了广泛争论和焦虑。在不到4年的执政期里，朴槿惠政府竟出现如此集中的外交挫败，委实令公众大感失望。无怪乎“亲信门”甫一爆发，即有媒体言之凿凿地宣称：今日首尔的外部困境，皆是因崔氏姐妹垂帘听政、外行指挥内行所致，朴槿惠已沦为傀儡。

与其说真相至此终于大白，倒不如说这只是一种过于刻意的曲解。……